返回杂志首页

失踪人员:
鲜为人知的悲剧

 

在武装冲突或国内动乱中,许多人下落不明。无数失踪人员家庭都面临着亲人命运未卜这一残酷现实。为了应对这一迫切的人道问题,帮助人们抚平创伤,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古莉科叶基扎什维利最后一次见到儿子别萨廖尼差不多是15年前的事了。那时,儿子去了阿布哈兹参加那里的战斗。她住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郊区,家里陈设简朴,一面墙上挂满了这个英俊小伙的照片,他长着一头深色卷发,眼神热切。从母亲的生命中消失时,他还不满22岁。古莉科叶基扎什维利回忆道:“他告诉我说,‘我必须为祖国战斗’。”

在别萨廖尼离家前往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后的第11天,他的父母就获悉他们营的大部分人都死了,别萨廖尼膝盖受伤住进了医院。他们乘飞机去看望儿子,但他并不在那儿。之后,古莉科的丈夫加入了战斗,而她自己则开始徒步翻看丛林中的尸体。她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逢人便拿出儿子的照片,累了就睡在公车站的长凳上,饿了就从树上摘果子吃。古莉科说:“传言说有些人被扔到楚古罗夫卡的一处悬崖下。那是唯一一处我去不了的地方。”最终她不得不返回第比利斯,但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七年前我丈夫去世了。在弥留之际, 他突然说:‘我看到儿子啦,他还活着。’我问,‘他在哪儿?’。但是他已无法回答。”她说不下去了,哭了起来。事到如今她的伤痛丝毫未减。

在世界各地,无数人有着和她相同的经历,他们的家人在战争中失踪且未留下任何线索。受害者——不论是平民还是军人——可能像在巴尔干常发生的那样在集体处决中被杀害并被扔进了乱坟场;他们可能在家中被捕或在街上被绑架;有些人在逃离战乱时失踪或是与家人失散;他们也许被拘禁在秘密地点或者在监禁中被杀害。他们中许多人是阵亡的士兵,尸体就被遗弃在战场上。

怀疑与希望

这对于失踪者而言是一场悲剧,而对其家人来说更是永无止境的折磨:他们怀疑亲人已经死去,但因为没有明证而无法致哀,他们仍心存一线希望,期盼奇迹的出现——亲人或许被关在某秘密监狱或是在异乡开始了新的生活。许多人经年累月,耗尽积蓄,一直徒劳地进行着搜寻。除了情感上的折磨,他们还要忍受贫穷的煎熬。很多时候,失踪者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家里只剩下妻子和母亲来支撑。很多这样家庭的孩子被迫辍学。此外,这种情况还常常伴随着官僚作风导致的噩梦,因为有些国家多年后才迟迟宣布某人正式死亡或失踪。在此期间,家庭成员无法继承遗产、出售房产、妻子无法再婚,甚至无法为其举行葬礼。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明确指出:迫使他人失踪为非法,必须第一时间告知其近亲属此人被俘、受伤或死亡的消息。尽管如此,只要有战争就有人员失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朗恩布尔在日内瓦表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一问题毫无希望得到解决。”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想法才发生改变,当时南斯拉夫发生内乱,在这个位于 “欧洲后院”的国家有2万多人失踪;家属们做出了让人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应。2003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和非政府专家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重申人们有知悉亲人命运的权利。

然而究竟能够采取什么样具体可行的措施呢?行动应从预防工作开始。在国际战争中,交战双方必须设立办事处,以提供被拘留者或死者的信息,并移交死者遗体。还要对最易受伤害的平民进行登记,并鼓励士兵佩戴身份标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各国红会拥有一套寻人系统,如果有人失踪,其家庭成员可以填写寻人请求,提供诸如该人身份、失踪情形、目击者以及尽可能多的其它信息。这些信息将会被提交给冲突各方,同时也在探视监狱时使用。被拘留者的身份是否得到确认关乎他们的生死,克朗恩布尔表示,“从被登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太可能被杀害了。”

尼泊尔案例

寻人和登记被关押者的工作在尼泊尔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在那里,平民深陷于毛派叛军与政府军历时十年的流血斗争中。许多村民被俘或被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了近7000名被拘留者。该组织的加德满都保护工作代表让–保罗科尔博说:“他们大多活了下来。”

距那份摇摇欲坠的和平协定签署已有一年多了,至今仍有近千名尼泊尔人下落不明,其中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在贫困的巴迪亚区农村失踪的。去年春天的一天,在离尼泊尔根杰一小时车程的拜迪村,一路上满是自行车、走失的牛,行人们顶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热浪,有十来个人(大多是女的)聚在一起,他们不知是第多少次地讲述她们的故事,每一次都希望带来转机。她们的故事大同小异,都是关于同一个令人心碎的话题:他们(政府军或叛军)深夜来到我家,叫喊着我丈夫的名字。他们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带走了。我请求他们把我带走,放了我丈夫,孩子们可都靠他养活。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在这个穷困的国家,这些人更是穷人中的穷人,而且几乎每一例中的失踪者都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一个名叫萨比塔尼帕利的年轻女子,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人把她的丈夫拖进丛林中,他被蒙着眼睛,手臂绑在一根棍子上,已被打得几乎走不了路。精神的重创令她停止泌乳,她那嗷嗷待哺的儿子就这样被活活饿死。她现在同母亲和幸存的另一个孩子住在一个泥棚里。


从巴尔干途经巴格达至北高加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起广泛关注的前南斯拉夫冲突导致成千上万人下落不明。时至今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失踪人员名录上仍有超过17000人是在这几次冲突期间失踪的。在克罗地亚,1991至1995年间的武装冲突过后,2500多人下落不明。在波黑战争结束十多年之后,14000多人的命运仍未得到澄清,其中包括在斯雷布雷尼察失踪的5500人。在科索沃全境家人报告的失踪案例涉及2047人。就如同在波黑失踪的人员一样,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失踪人员名录》中,该书在当地广为印发,如欲查阅请登陆:www.familylinks.icrc.org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促进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当局展开对话的驻科索沃负责人贝特朗克恩表示:“由于当局缺乏政治意愿,失踪人员亲属无法从当局那里获得答案。这主要是由于当局认为:与知悉亲属命运的权利相比,避免法律诉讼以及确保安全和政治稳定更为重要。”

据伊拉克官方资料显示,仍有大约37.5万至100万在两伊战争(1980–1988)期间失踪的人至今下落不明。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数万人一直在寻找家人的下落。2006年至2007年6月间,巴格达法医鉴定所存放了约2万具尸体,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尸体身份得到确认。无人认领的尸体被埋葬在该市的多处墓地中。

自1999年以来,约有1200人在受战争破坏的北高加索(尤其是车臣)地区失踪。一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呼吁俄罗斯当局对澄清这些失踪人员命运的工作给予支持。


在加德满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为和尼帕利有着相同遭遇的人寻求答案和补偿,但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进展缓慢的谈判过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们努力提高当局和安全部队对国际人道法的认识。2007年6月,尼泊尔政府建立了一个失踪人员委员会,该委员会尚需做出调整以达到国际性的法律标准。

进展缓慢且充满变数

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之间的冲突于1992年爆发,1993年以停火形式结束。但和平并不稳固,敌对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据估计目前失踪的格鲁吉亚人有1800名,阿布哈兹人有135名,其中军人平民各占一半。几乎所有遗体都应该在发生战斗的阿布哈兹地区,但当前的问题是尸体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双方都有失踪人员委员会却少有交流。除非双方一致同意共享有关墓地位置的信息,否则任何一个案子都无法得到解决。

在格鲁吉亚,大部分失踪人员是儿子而非丈夫,接受孩子的死亡是件极其痛苦的事。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第比利斯办公室工作的凯蒂阿普里多尼泽回忆起她有一次陪着20个家庭祈祷的情形。“在东正教教堂,根据某人是活着还是死了,点蜡烛的地方有两处。一半家庭去了为死者点蜡烛的地方,另一半去了为生者点蜡烛的地方。”

事到如今,大多数失踪人员很可能都已经死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劝说双方当局开始协商,并为尸体发掘工作取得最终突破做好准备。该组织已出资从家属那里收集失踪人员生前信息,待尸体挖出后,与验尸数据进行比较。此外,该组织还为当地的法医专家举办培训班。

虽然该进程极其缓慢,但必须坚持下去,从而给像古莉科叶基扎什维利这样的人一个交待。她表示现在她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重返阿布哈兹地区,到楚古罗夫卡悬崖下去搜寻。“即使只找到一具骸骨我也不在乎,”她悲伤地说道,“我只想儿子回来。”


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已经过去十五年了,仍有1800名格鲁吉亚人和135名阿布哈兹人下落不明。
©AGNES MONTANARI / ICRC

 


命运未卜的伤痛

时光流逝,全世界无数失踪人员亲属的伤痛却仍然没有尽头。目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与相关的国家红会合作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开展与失踪人员相关的工作,这些国家包括:非洲:安哥拉、科特迪瓦、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纳米比亚、索马里、苏丹和津巴布韦。亚太地区: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东帝汶。欧洲: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黑、克罗地亚、塞浦路斯、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科索沃)。美洲: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海地和秘鲁。中东和北非: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摩洛哥。

2007年11月26日至30日,第3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在日内瓦举行,与会者通过了题为《重申和实施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中保护人的生命与尊严》的第3号决议。该决议特别重申了禁止强迫失踪以及所有因武装冲突而被剥夺自由者有权享有国际人道法所规定的基本保障。如果没有这些条款,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仍将岌岌可危。

 

 


一尼泊尔家庭收到尼泊尔红会带来的有关一名失踪长达一年半的亲人的消息 。
©JON BJORGVINSSON / ICRC

 


斯雷布雷尼察失踪人员的亲属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失踪人员物品集》中寻找线索 。
©SANELA BAJRAMBASIC / ICRC

 

 


张贴在达尔富尔许多难民营与村庄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海报。
©VIRGINIE LOUIS / ICRC

 

 


这张海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当时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红十字会共同制作,载于克罗地亚《失踪人员名录》(1991–1995)第一版。


因战争、迁移或灾难而离散的家庭的生命线

对许多人来说,与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并知晓他们的下落与境况是关乎其幸福的大事。然而这些联系却因武装冲突、暴力局势、迁移或自然灾害而突然中断,致使家人离散,彼此失去联络或消息。运动通过其独有的“重建家庭联系”服务尽其所能地帮助身陷此类困境的人。该服务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来预防分离与失踪、重建与保持失散家庭成员间的联系并澄清失踪人员的命运。这一系列活动还常与对受影响家庭的心理、法律和物质支持结合在一起,为他们开设了重新安置与融入项目以及社会保护服务。

其它活动还包括对遗骸的适当处理和法医鉴定。比如, 2004年南亚海啸过后不久印尼红十字会就找到了6万具尸体。与此同时,该红会的志愿者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在灾民营地中搜寻流离失所者,对他们进行登记并帮其传递“我还活着”的消息。与此相配合,所有搜集到的有关失踪人员和幸存者的数据都公布在为此专门开设的网站上。

阿米•塞拉芬 (Amy Serafin)
阿米•塞拉芬是驻巴黎的一名自由职业撰稿人。

 

忧伤的回归

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等待之后,塞浦路斯家庭开始陆续收到失踪亲人的遗骸。

一名妇女俯下身去,低声对丈夫说:“你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我们一直在等你。”她与丈夫一别已有30多年了。

没有回应,她也并不期待回应。因为这名妇女是对着一具尸骨说话,死者是1974年在暴乱期间的一场恶战中遇害的。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场暴乱摧毁了塞浦路斯。

她贴上前去吻丈夫的头骨,并把三个年纪都在40岁上下的儿子唤上前来。平日性情隐忍的男人也在人前哭了起来。

2007年7月,在将该岛一分为二的“绿线”沿线联合国控制的缓冲区内,在尼科西亚的一所实验室中上演了这一家人团聚的感人一幕。

这是自联合国资助的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开展工作以来进行的第一批遗体移交。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名单上共有2000多名失踪人员,其中有502名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1493名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在1963–1964年民族暴力事件期间失踪了数百人,其他人是在1974年土耳其军事干涉之后失踪的。

尽管暴力已经停息,但联合国称,岛屿内民族间仍充满了猜疑与仇恨,且至今在通往政治解决之路上尚没有任何重大进展。

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冲突双方于1981年达成协议,成立了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两个民族各自委派的一名委员及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第三位委员组成。委员会唯一的任务就是确定那些在混乱年代中失踪人员的下落。

但20年来,由于缺少双方当局的政治支持,委员会仅仅制定出了失踪人员名单以及行事规则。

“政治意愿发生了变化。” 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和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中该族委员的助理艾哈迈德埃尔登吉兹表示:“尽管1981年以来所开展的工作艰巨且必要,但实质性的行动尚未开始。”

2004年科菲安南介入后,情况有所改善。此后,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开展了一个新项目旨在找到、发掘和鉴定失踪人员遗骸并将其交还其家属。截至二月中旬,该岛已发掘出379具失踪人员遗骸,其中83具遗骸的身份已得到正式确认,70具已移交给家属进行安葬。

库德雷特厄泽尔萨伊最近收到了父亲的遗骸。父亲侯赛因是1974年在村里的冲突中被俘的,当时厄泽尔萨伊只有几个月大。

他说:“那时,我们村的土族人和希族人之间爆发了冲突。”侯赛因和其他五个人据称被俘,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

厄泽尔萨伊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逃到北方,并一直迫切地想听到丈夫的消息:或许他现在还在监狱里。然而,等到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着手调查之后,村子附近有个集体墓穴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她的希望也由此破灭。

经过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科学家们的正规鉴定之后,厄泽尔萨伊前去看了父亲的遗骸,他说:“那真是令人惊讶,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叫‘爸爸’……。”

帕纳约蒂斯哈吉潘代利是一名东正教教会的官员,他住的村子位于塞浦路斯东北部,土族军队包围了这个村庄后,他父亲被关押,此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2005年,附近的集体墓穴发掘出了多具骸骨,其中就有他父亲的。尸体鉴定工作于2007年完成。

哈吉潘代利说: “安葬好父亲之后,我们如释重负,因为我们终于找到他了。现在我们每天都去他的坟前,为他点上一支蜡烛。”

两个民族的人都迫切希望好好安葬死者。双方家庭都承受着同样的痛苦与悲伤,这是得到承认的事实。

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第三委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资深代表克里斯托夫吉罗表示:“我们为两族都配备了心理医生,帮助这些家庭缓解精神压力。当被告知丈夫的身份已确认,一些遗孀问道:‘现在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听来真让人感伤。”

从2004年开始,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就坚定不移地展开行动。绘制墓穴方位的地图;采访目击者(要求保持匿名);由两族科学家共同组成的团队在阿根廷专家*的帮助下努力地发掘墓穴和遗骸。

骸骨被送往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在尼科西亚的人类学实验室进行初步鉴定,并在那里进行DNA样本分析以及与家属DNA样本配型的工作。北部与南部的医疗机构都参与到这一工作中来,但最终的鉴定结果将由尼科西亚的塞浦路斯神经与基因研究所确认。

随着工作进程的加快以及鉴定结果的公布,越来越多的目击者站了出来,这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正步入老年。

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专注其人道职责,其工作内容不包括任何刑事侦查。欧洲人权法院也一直在讨论失踪人员的问题,但一些塞浦路斯人担心这种法律行为会激起民族情绪并给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带来威胁。

由于这个项目被奉为两个民族合作的范例,所以上述问题显得极为敏感。人们认为政治气候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该项目产生影响。

家属们坚持认为该项目应该继续开展下去。一位与这些家庭关系密切的希腊族塞浦路斯人表示两族人民都有权知晓事情的真相。

同时,人们也要求不要忘记过去。一个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说:“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子孙后代,尽管我们不愿面对过去,但是这毕竟是塞浦路斯岛的一段历史。”

 

 


悲伤促使塞浦路斯分界线两边的家庭团结在一起。
©Manolis

 

 

 


塞浦路斯红十字会

塞浦路斯红十字会是依国内法建立起来的,但在1974年土耳其干涉时期该红会尚未得到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承认与接受。那时,它无法将其活动扩展到全国各地,于是北部地区又成立了一个红新月团体。尽管如此,塞浦路斯红十字会仍尽其所能地积极开展工作,向国内易受伤害的人提供帮助。通过开展工作应对各种各样的地区灾害及社会困境,塞浦路斯红十字会为面对2006年的挑战做好了准备:当时,塞浦路斯红会的志愿者们帮助了数以万计乘船抵达拉那卡及其它地区的逃离黎巴嫩冲突的难民。

 

 

 


©Turgut Vehbi

 

 

 


长长的等候名单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塞浦路斯的工作人员收到了无数家庭的寻人请求,这些家庭迫切想得知其亲人的下落。197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塞浦路斯红十字会共同处理了堆积如山的红十字通信和寻人请求,仅8月份就处理了5万件左右。通过走访村庄、探视拘留场所以及每日广播寻人,许多家庭获得了亲人的消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如既往地通过其法医专家提供的建议与培训支持确定失踪人员下落的工作。同时,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第三委员”一直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议、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

 

尼古拉斯•萨默 (Nick Sommer)
尼古拉斯•萨默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网站编辑。
另见:www.icrc.org/eng/themissing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研究组的成员是该领域公认的权威专家。

 

返回页首

联系我们

制作人员

联系网管

2008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