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杂志首页

心理支持
不做超级英雄

 
在一些最艰险的地方,急救人员放弃了他们超级英雄的形象。  

杀戮、死亡、恐惧比比皆是。身为急救人员常常要面对很多压力,但2004年以色列的情况尤为艰难。有时,急救人员的工作时间都花在了收集残骸上。救护车在停尸房与现场之间频繁往返。

在这期间,以色列一家报纸采访以色列红大卫盾会(该国国家红会)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问到红会的志愿者和职员是如何应付这一切时,他回答道,“我们的人都很坚强,如果他们不坚强就不该留在这儿。”

紧急救援人员往往被视作超人,他们受过专门训练,装备齐全,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可能是腿部骨折也可能是大规模伤亡事件。博爱之心使他们坚强,但有时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很多时候,与其所代表的形象构成强烈对比的是他们也会感到失败、内疚和悲伤,这些情绪对急救人员而言并不总是易于接受的。

幸运的是,这种心态正在转变。以色列红大卫盾会急救部主任哈伊姆拉法洛夫斯基表示,同时来自高层和基层的力量正在推动构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心理支持系统。

拉法洛夫斯基说:“人人都有情绪,我们得帮他们应对。而且,一线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个能宣泄情绪的地方。最终,以色列社会出现了文化变迁。红大卫盾会正在顺应这一趋势。”

2006年黎巴嫩冲突之后,变革的车轮就转动起来了。今年,在国际联合会心理支持中心、奥地利红十字会及法国红十字会的支持下,红大卫盾会将传播心理支持知识并增加其所开展的同伴支持项目。这些努力也正得到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支持。

不成文的约定

急救人员赶往现场时,对即将面对的状况知之甚少。这种悬念也会带来压力。他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电话,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应对基本需求。虽然他们常常能挽救生命,但有时也会无能为力。最糟的是伤员在接受急救人员的照顾时死去了。

拉法洛夫斯基说:“这是一个自尊心问题,急救人员中常有这样一句话:‘没人死在我的救护车上’。一旦有人死了,这个不成文的约定——他们不应该死,我们必须让病人活下来——就被打破了。这带给他们挫败感,没人喜欢失败,尤其是超级英雄。”

拉法洛夫斯基希望通过这个心理支持项目帮助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更从容地接受困难局面。他表示,红大卫盾会有1万名志愿者,年轻人占了一半,这些年轻的志愿者特别需要学习这一点。他说:“人越年轻就越容易理想化,体内分泌的肾上腺素也越多,自以为可以拯救每个人。若能将其置于现实之中,这就是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17岁的乔纳森卡斯皮做志愿者已经有两年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参与红大卫盾会的活动上。他希望将来当一名医生,能够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他的主要动力。

卡斯皮说:“我和我的朋友们见过很多尸体,但这并没有让我那么地心烦。但是,我们可能也需要心理帮助,我想这一回忆以后会困扰我们的。”

分享

奥地利红十字会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同伴支持已有十年之久。

哈拉尔德莱格纳在萨尔茨堡做了16年救护车急救工作以及8年同伴支持工作,他表示: “人们需要知道这个系统能为他们做什么。知道有人能够在那儿帮你比什么都重要,这让人能安心工作。”

芭芭拉于恩是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是奥地利红十字会的长期志愿者。她曾在创建奥地利同伴支持系统的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又在帮助红大卫盾会创建相似构架。她说:“设立这样一个项目实际是表达我们关心的一种方式。”

特拉维夫红大卫盾会的护理人员奥弗拉赫梅对这些感受表示赞同,他说:“看到我们的领导在电视上说‘我们的人很坚强’,这让我难受。感觉没人在乎我们。没人关心我们,甚至连我们的领导也不关心。”

开开玩笑, 缓解压力

于恩强调建立同伴机制并不意味着禁止幽默和调侃。她说:“刚开始时,有人担心一切都必须很严肃。而事实并非如此。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可以向同伴支持者倾诉他们的感受,也可以就事故开开玩笑。急救者对他人和自身的压力反应更为敏感,但他们会把自己保护起来。”

尽管大多数问题都在团队内部解决,但莱格纳和他的同事还是随时待命。这些人都经过精心挑选并受过特殊培训,必要时还可以充当红会工作人员与职业心理咨询师之间的纽带。不过,更多的时候,人们需要的只是信息以及倾诉的机会。

通过信息通报会,工作人员学会如何识别压力信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帮助。为一些困难的对话提供安静且安全的场所,联系方式很容易获得而且保证不会泄密。莱格纳说他看到了变化。

他说:“以前,如果人们遇到不好的情况就会离开红会。我告诉他们,当他们对困难局面有所反应时,他们不笨也不软弱,只不过是对非常局势的正常反应而已。现在,我们这里离职的人少多了。”

于恩也证实了这一点,她说:“现在,老员工会照顾新来的人,他们对同事担起了更多责任。”

对同伴的需要

这两个国家红会都强调来自同伴的心理支持的益处。于恩说:“在紧急局势下,工作人员只接受有一线工作经验的人的帮助,这正是同伴支持模式行之有效的原因。”

她还说:“对以色列的救护人员和普通民众来说,他们面临更大的压力。红大卫盾会需要建立更完善的体系,使同伴支持系统得以运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耶路撒冷任务团团长卡塔琳娜里茨证实,那一地区的局势的确非常严峻。

她说:“各国红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处在各类紧急事件的最前线,随时冒着生命冒险。每当以色列或巴勒斯坦领土上发生袭击事件,志愿者都会去援助受害者,有时这样的袭击就发生在他们身边。他们可能会在死者和伤者中发现自己的邻居、朋友甚至是亲人。我们往往会忘记救护人员也需要关怀。因此,为这些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提供心理支持非常重要。”

太多的压力

心理医生卡琳翁特卢高尔长期担任奥地利红十字会危机干预小组成员,她肯定了同伴支持系统的价值。当受害者及其亲属需要更多帮助,大多数是遭受死亡或创伤性应激症时,急救人员就会向这个工作组求助。

她说:“我们接到的都是“坏”的电话。”

这意味着他们清楚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也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极富挑战且他们所提供的支持至关重要。

她说:“一次,我们去处理当天的第三起突发事件,一个婴儿的猝死。我们在现场用了四个小时。那实在太难受了。我的同事不得不走到屋外哭泣,而我也必须尽力克制自己。我不能让这个母亲面对自己死去的孩子,因为我知道我会彻底崩溃。我无法达到自己的标准。”

在和同伴支持者的谈话中,他们解决了自己情感方面的问题。翁特卢高尔说:“只有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这确实有多困难,在谈话中我彻底地放松了自己。”

不做女超人

玛雅德罗尔作为红大卫盾会救护车服务的志愿者和员工已有17年了。听说红大卫盾会将提供心理支持服务,她很高兴。

她说:“有一次,我去一个恐怖袭击现场开展救援,收集尸体。我记得自己捡起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我们把尸体送到停尸房。我回到家,洗了个澡,继续做我接到任务之前在做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平静地做到这些呢?我可不是女超人,不可能不受影响。”

奥斯塔•于特勒
奥斯塔于特勒是国际联合会心理支持中心的传播顾问。

国际联合会心理支持中心由丹麦红十字会主办,其任务是推广及保障受益人、人道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心理健康。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以下网址:http://psp.drk.dk
或发送邮件到以下地址:psychosocial.center@ifrc.org

2008年3月,奥地利百辆汽车连环相撞,急救人员在现场抢救伤员。
© REUTERS / JOHANN FESL, COURTESY www.alertnet.org

 


返回页首

联系我们

制作人员

联系网管

2008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