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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谢的时刻

 
澳大利亚人弗兰克考克斯和约翰 克鲁克斯最近向澳大利亚红十字会捐赠了大笔款项,用以感谢大约65年前红十字运动向当时身为战俘的他们所提供的援助,据他们称这是在偿还自己所负的“人道债务”。  

1941年4月,隶属于澳大利亚通信第一兵团的弗兰克和约翰在希腊被德国人俘虏。约翰被押送到科林斯的一个中转战俘营,在那里,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士兵,也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约翰说:“他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我得到了一支牙刷、一盒火柴还有一件长及膝盖的睡衣。得到前两样东西我特别感激。可是幸好我处理掉了我的相机,这样就不用被迫穿着那件睡衣拍照。”科林斯的口粮少得可怜,但是当地的希腊人通过战俘营的栏杆给他们递食物,正是这些人的慷慨使得约翰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健康状况。

接着,约翰又从科林斯被押往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战俘营,在那里他再次见到了弗兰克。他们俩都对萨洛尼卡(他们称之为“恐怖”营地)记忆深刻:“床上的臭虫个头巨大,而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他们的相聚十分短暂,约翰到那里后不久,他们就又被押往不同的营地,但乘坐的都是同样的交通工具:塞满了近40名战俘的牛车。

弗兰克形容这次旅程是“炼狱五日”。他回忆说:“天气很热,车上只有一个小小的铁丝缠绕的透气口,我们几乎没什么吃的,一路上只停下来几次让我们喝水、上厕所。几乎所有人都拉肚子,由于没有卫生处理,那种恶臭是难以置信的。”

到达奥地利沃尔夫斯堡第18A战俘营时,弗兰克已经极度虚弱、几近崩溃,还染了一身虱子。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在那儿待了12个月,现如今他把自己所目睹的这些称之为“人对人的不人道行为”。

苦役

再一次被转押并没有使弗兰克的生活有所改善,这次他被送到了曾是纳粹青年营的格罗彭斯泰因。在这里,他被分到筑路队做苦力,用凿子和铲子敲碎岩石。这里的工作相当折磨人,日子的漫长以及冬季严寒的侵袭使生活变得更为艰辛。对弗兰克和其他战俘来说,在营地里收到红十字包裹给他们这片“世上的悲伤、黑暗之地带来了一线曙光”。

之后,弗兰克又从格罗彭斯泰因被押送到了奥地利施皮塔尔第18B战俘营。弗兰克曾是个面包师,他于是被派到厨房工作。但是,由于参与一次破坏行动,他被关进砖砌的单人牢房中,在那儿关押了21天后,他被送到采石场拉石头。繁重的劳役和艰苦的环境损害了弗兰克的健康,他在施皮塔尔医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后来弗兰克重返厨房,但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44年初,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建议和帮助下,他被遣送到英国,之后才回到澳大利亚。

约翰去德国的第5B军官战俘营的路途比弗兰克更漫长,但他要幸运些,因为德国人允许牛车的门敞开着。一路上可吃的东西很少,如果没有当地人提供食物,战俘们到达目的地时的状况可能要糟得多。约翰说:“当地人尽其所能地帮助战俘,克拉列沃(现在塞尔维亚境内)的人尤其如此,他们往牛车上扔面包、酒、蛋糕、鸡蛋和白糖。”约翰把这些东西比作“天赐的食物”。

之后,约翰从第5B军官战俘营被迁往第7B军官战俘营中。1945年4月中旬,盟军不断向前推进,约翰和其他战俘被迫离开该战俘营,经过八天的行进,抵达了位于莫斯堡的第7A战俘营。约翰说:“令人惊奇的是,在转移期间还能收到红十字的包裹,我们大受鼓舞,这支持着我们坚持走下去。”1945年4月28日当美国人的坦克开进了约翰所在的莫斯堡战俘营时,对约翰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

甜蜜的家

现年87岁的约翰和妻子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在身陷战俘营之时仍坚持学习,这使得他最终实现了长期以来的梦想,成为了邮电部的通信工程师。在家人的鼓励下,约翰写下了自己战时的经历,这本名为《我的战争经历》的书于2006年出版。

现年92岁的弗兰克回到家乡墨尔本,他与妻子克拉丽斯共有五个孩子。退休之前,他在食品行业工作,在社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担任了33年的地方议员。1981年,他被授予澳大利亚勋章,以表彰他对社区做出的贡献。

弗兰克和约翰在谈到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欠”了红十字会的“债”时,解释说红十字的包裹帮助他们活了下来。弗兰克表示:“如果没有这些人送来的食物包裹,我和其他许多人也许回不了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检查营地条件的探视也很重要。他们说:“这些探视确实令战俘们深受鼓舞。”

在这段黑暗时期通过红十字通信得以与家人保持联系也使他们精神振奋。然而,刚刚被俘后有段时期他们也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弗兰克说:“这使我们的家人非常痛苦,可以想象他们收到红十字通信并得知我们还活着时如释重负的样子。”因此,将弗兰克和约翰向红十字的捐款用于帮助世界各地因冲突或灾难而离散的家人重聚似乎是很合适的。

约翰和弗兰克回忆起那段久远的时光时说,他们希望自己从未见过那些情景——人们就在他们身边死去,他们的身体早就被饥饿和疾病糟蹋得不成样子。弗兰克回忆道:“至今我一想到苏联战俘刚到营地时的情景就浑身发抖。从卡车上搬运下来的人很快就死去了。”这些依然是痛苦的回忆,他们觉得有些回忆说起来时轻松得多,如普通人对战俘的友好以及战俘之间的情意,如分享各自的食物甚至是红十字包裹里的东西。

在二战期间向澳大利亚战俘提供人道援助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主要任务之一。该国红会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蒂克纳说:报答红十字运动的举动“既慷慨又感人”。

1941年弗兰克和约翰在萨洛尼卡结下的深厚友谊,如今日久弥坚,两人仍经常保持联系。

保利娜•沃尔
保利娜•沃尔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悉尼的传播代表。

 

1944年,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获得遣返的战俘弗兰克考克斯(蹲着)喂鸽子。
©FRANK COX / AUSTRALIAN RED CROSS

 

 

 

 

 


从左至右,弗兰克考克斯,约翰克鲁克斯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蒂克纳,摄于2007年7月12日。
©AUSTRALIAN RED CROSS

 

 

 

 

 

 

1942年,奥地利施皮塔尔营地收到了红十字包裹。
©AUSTRALIAN RED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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