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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坏与否
运动与军队
有何关联?

 

纪念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开展工作150周年的前夕,运动的成员和士兵们谈论着一种“基本的、有特权的和处于困境的”称谓各异的关系。

 

 

刚过15点——也就是通常说的下午3点钟——位于德国东南部、距离捷克共和国边界不远的格拉芬沃尔地区的一片宽阔的军事训练区里正下着大雨。十几个身着迷彩服的军官围坐在训练区讲堂中的一张桌旁,一名英国军官正准备发言。

突然出现一个问题:讲堂里发现了一个可疑人物——我们杂志的记者——该记者迅速地向课程的组织者作了解释。他说来此只是为了听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员的发言,随后就会离开。大家点头表示赞同,记者于是坐了下来,课程这才开始。

这些人都是参谋官,他们准备于2008年年底前作为驻坎大哈的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南部地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赴阿富汗任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阿富汗代表处副主任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发言并向军官们简要介绍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护平民的工作方式,其中包括报告平民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该法规设法限制武装冲突影响)行为的投诉。

此类投诉将在与军事当局以及阿富汗武装反对派的例会上予以商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求当局进行调查,通报结果并确保引发事故的行为有所改善。

意识到军方对不当行为的控诉较为敏感,汉密尔顿强调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谈论的是“指称”,而不是“指控”。他的发言结束后,军官们转而谈论他们的内部事务,即介绍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自身的“事件发生之后”的程序问题。

汉密尔顿会后表示:“我感觉大家对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总体上有了很好地了解。北约知道我们和武装反对派以及塔利班有联系,他们想让我们将国际人道法信息也同样传达给他们。我们告诉他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这样做,这是我们在冲突中得以开展工作的核心——对于冲突各方采取同样的做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定期参与此类课程,向官员们介绍其工作和将与他们在现场开会讨论的问题。这种合作和信任的水平在十年之前是很难想象的。

北约联合部队训练中心的丹麦指挥官昂纳罗科斯少将负责部队部署前训练事务,他表示:“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来做演讲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他解释说,北约联合部队训练中心有一套全面的训练方法,其中包括邀请在现场工作的各组织的代表们前来演讲。“当然,也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罗科斯承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持独立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能被看作与军方关系过于密切。”

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独立性——在中立、独立的人道行动中所秉持的信仰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阻碍着其与武装力量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制度化联系,但是在现场行动中的联系——对于获准接触伤者、被关押者和受困于冲突中的平民至关重要——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工作。

英国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负责人迈克尔迈耶说道:“红十字与武装力量之间的关系简直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他还认为,自红十字与红新月创立伊始就存在这一联系,没有它,运动各成员就无法完全实现各自的使命。

今天,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所有组成部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各国红会以及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与各武装力量在推广国际人道法、应对自然灾难或在武装冲突方面建立了定期的、结构性的联系。这种关系在官方的文本中被界定下来。运动《章程》的第3条描述了国家红会的活动范围,而第4条陈述了正式承认一国红会的条件,明确呼吁它作为“志愿救护团体,担任政府当局的人道工作助手” 的身份已得到政府的 “正式承认”。

1949年《日内瓦第一公约》确立了以当局助手身份工作的国家红会工作人员如何——在军事命令下——与军医享有同等的保护。

2007年,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与军队关系的指导性文件,旨在通过尊重红十字与红新月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来“捍卫其人道工作的独立、中立与公正”。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军事行动的不断变化以及军队自身在救援行动中的介入使双方都认识到需要调整双方的关系。

这样做需要双方的努力。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行动协调部和军民关系协调中心负责人弗莱明尼尔森表示:“总的来讲,在过去的十年里,军队比人道工作者能更好的接近平民。”

尼尔森曾是一名丹麦空军军官,有着与联合国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一起开展救援工作的丰富经验,他说:“有些人道工作者感觉军队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们是’杀手’。但是这些人要知道军队在那里发挥着作用,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与他们一起工作,当无法这样做时,也要能解释其原因。”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快速部署协调官员戴维霍罗宾则认为,军队越来越多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自然灾害和与冲突有关的紧急事件之间原有的差距正在缩小。军队现在被设定为要应对各种紧急事件,但是他们仍需要发挥平民的专长。”

霍罗宾同时任职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英国政府,他表示虽然军事资源是有帮助的,但运动必须意识到它的双重角色并只把它当作最后的手段。他解释道:“士兵可能在处理人道物资的同时,紧接着又带来军队和武器”。军方都知道这种 “三重行动”,在此情况之下,人道援助、稳定行动和战斗几乎同时发生。

所有的一切都与红十字初始之时大不一样了。1859年6月24日索尔弗利诺战役是运动的起点,当时日内瓦商人亨利杜南帮助组织救援伤兵。后来他所著的一本书还带来了两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在各个国家创建伤兵救护委员会以便在战时对军队医疗服务提供支持;通过一项条约——《日内瓦公约》——旨在确保为战场上的所有伤者提供公平的援助。该条约为医护人员确立了中立原则,他们佩戴共同的识别性标志——白底红十字。

在红十字诞生的前半个世纪里,杜南的思想被付诸于实践:欧洲、亚洲以及美洲的许多国家通过了《日内瓦公约》,建立国家救护委员会向前线,甚至包括那些本国并未介入的冲突,派遣医疗队以及运送医疗物资。

这一时期,土耳其帝国通过了一个新的标志——红新月,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对象也开始包括被俘士兵。国家红会开始帮助自然灾害的平民受害者。

1914年一战的爆发引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道动员——成千上万的护士、无数的救护车小组和医疗列车。众多的志愿者在前线附近丧生。

但是战后人们开始寻求和平。成立于1919年的红十字会联盟成为各国红会新的焦点,它不必再担心伤兵的问题,因为不会再有战争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顾问让-克里斯托夫桑多认为,红十字与武装部队之间的特殊联系遭到质疑。他说:“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家红会转为在和平环境下开展活动,他们与当局的关系也随之改变了,不再是最初那种严格军事意义和战争目的下的辅助性角色。

“需要明确表述运动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独立性原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与传统的辅助性地位恰恰相反;红十字与红新月的基本原则是普遍的,这与直到那时还仍在盛行的那种严格的国家视角是相反的。”

依据在一战中的经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与各国政府合作以加强对士兵的保护。各国于1925年签署了一项禁止使用毒性和细菌武器的条约并于1929年通过了旨在保护战俘的新的《日内瓦公约》。

国际人道法始终关注军人受害者的困境。直至1949年二战的残酷暴行之后,平民才受到保护。

但该法必须得以实施。虽然各国政府始终有义务向其士兵教授《日内瓦公约》,但在冷战时期这并非总是优先的工作。

曾担任英国军队资深法律顾问,现任职于英国红十字会的查尔斯加勒维说:“当时我们正在做最坏的打算,也就是可能爆发核战争。人们认为一旦爆发核战争,也就不需要照顾什么俘虏了。所以那时对人道法的传授就相当地形式化了。”

他的观点得到了马来西亚皇家海军法律事务服务部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艾哈迈德上校的赞同:“1996年以前,如果你向军官们问起什么行为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很少有人知道。有的人认为《日内瓦公约》只是和医疗服务有关。”

随着许多亚非国家争取获得独立,有时会伴生内战,因此缺乏人道法知识的现象也愈加明显。1977年的会议通过了《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以加强对战争受害者的保护,并呼吁运动为帮助政府向其军队教授此法律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红十字国际委员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在一名瑞士军官的帮助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参加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的课程,同时它还首次为武装部队撰写了手册。

一个专业部门(今天所熟知的武装安全部)得以建立并被用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帮助军队开展国际人道法的教程并发展与武装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关系(见文本框)。但是用这种方法无法影响到传统军事结构之外的战斗人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常见的游击队、反叛人员和“自由战士”。

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在非洲以及近期在中东地区爆发的战争中这类问题越来越多。必需找出一种新的应对办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同时还与联合国以及北约参加和平支援行动的部队进行接触。

自世纪之交以来,武装安全部的工作就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所面临的行动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帮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更好地了解军事世界和军事思维,建立互信和开展真诚的对话以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够表达其人道方面的关切并得到答复。

伴随着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和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军方的关系又面临着另一种挑战。

武装安全部负责人弗朗索瓦 赛内绍解释说:“今天我们要应对的是一些有能力在全球投放军事力量的武装部队,特别是美国以及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一线的任何地方都会遇到他们并与其打交道。我们必须确保所传信息都是一致的,无论是在美国、伊拉克、吉布提或菲律宾,还是在喀布尔。”

事实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与军方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对话比任何时候都要开放,尽管两者仍存在工作方法上的重大差异,例如对军方在提供援助过程中的角色问题,武装力量认为其是维护稳定行动的关键角色。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处副主任瓦尔特菲勒曼认为利用人道行动以促进军事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问题:“这并非只是‘界限模糊’的问题,它会导致需要帮助的人及其他人对人道工作的性质产生质疑,不清楚事实上到底有没有中立的、独立的人道行动或所有的援助是否都有附带条件。”

由于许多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对灾害和冲突采取应对行动以及寻求专业的民间伙伴使其行动更有效率和成本效益更大,红十字与红新月感受到一定的压力而参与进来。

那么,国家红会作为公共当局助手——其存在的传统基础——的地位将会怎样?这种地位的极限在何处?如果一国政府向某国,如阿富汗或伊拉克,派兵并要求国家红会开展违反运动原则的工作时该如何处理?

对国家红会的地位和任何政府资助会有的影响使得第30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国际大会于2007年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规定各国红会虽有义务审慎考虑当局提出的任何要求,但也有义务对明显有悖于运动原则的要求予以回绝。

这种局势不只是被红十字与红新月视为对“人道空间”的潜在威胁,它还会影响人们对援助工作者的认知(并因此影响其安全)及其接触受害者的能力;此外也固然会影响建立在需求而不是政治或军事考虑上的真正独立的人道行动的概念。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一些国家和组织(《奥斯陆指导方针》)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创立了不同的指导方针来进行管理,例如,在紧急事件中军事后勤资产的使用。

著名的瑞士军队指挥官,也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首位主席的杜富尔将军对这些发展会有什么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事实上,150多年之后,起源于亨利杜南在索尔弗利诺呼吁采取行动的运动正在重新界定其与最初的受益人——军方的关系,而这一进程还远未完成。

尼克•佐默
尼克佐默是驻日内瓦的一名自由新闻记者和编辑。


2005年1月19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班达亚齐。日本军队急救小组成员在遭海啸袭击的城市班达亚齐展开工作,他们在营地前竖起一面红十字的旗帜。
©REUTERS / KIMIMASA MAYAMA, COURTESY www.alertnet.org

 

 

 

 

 

美国:向危机中的美国士兵家庭伸出援手

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军士兵乔布朗(匿名)盼望着他第一个孩子的降生。但是由于并发症他的妻子住进了医院,需要丈夫在她身旁。在获得了当地红十字分会的证明后,他的紧急事假被批准从而得以回家并亲眼看到孩子出生。

美国红十字会负责军队服务事务的执行主任乔? 莫法特说:“这是我们历史最悠久的服务,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一直延续至今。” 1905年美国政府的一项特殊宪章规定,在每一起有美国军队涉入的冲突中,都应向美军基地派遣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莫法特说:“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我们不在基地之外提供服务。”在12个月的时间里,部门的316名工作人员共提供了65万次紧急联络服务,向全世界18,5406名军人家属提供了援助。红十字会还开展了一个心理支持项目以帮助一些服役人员的家庭处理分离带来的压力。

 

 

 

 

 

 


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名伤兵被转移到匈牙利红十字列车上。
©VIENNE KRIEGSARCHIV / ICRC

 

 

 

 


苏丹,杜鲁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正在向“正义与和平运动”的战士开展战争规则的传播讲座。
©BORIS HEGER / ICRC

 

 

在灾难中与军方并肩工作

2005年东南亚地震之后,弗莱明?尼尔森在巴基斯坦西北边界省份协调救援工作。他回忆道:“我们每天都在同军队进行合作。当时若没有那些在联合国旗帜下工作的巴基斯坦、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军队支持,将一事无成。红十字与红新月可以在必要时使用那些资产。”

尼尔森补充说:“这是非同寻常的,由红十字与红新月所制定的行动由巴基斯坦军队来实施——我们做计划,他们帮助实行。”

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偏远的马尔代夫群岛及其1200个岛屿需要与国防人员紧密合作。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杰里?塔尔博特说:“这里的诸多岛屿上最初有超过2万名流离失所者,我们有责任帮助提供救济物资。”

这包括从印度运来2万张金属板屋面。但是在没有红十字会参与和只动用了少量地方资源的情况下,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完全依靠国防部来运输和分发物资。

塔尔博特回忆说:“我们支付船只的租金,由国防部负责运输。我们向其提供三顶储物帐篷,开展这一工作是后勤上的巨大的挑战,我们无法单独完成。”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工作人员在以色列士兵注视下从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中转移出一具尸体。
©REUTERS / HO NEW, COURTESY www.alertnet.org

 

 

 

与士兵建立联系——
全球战略

自1980年初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全世界的武装力量(2008年已达160个)建立起了一个结构化的关系网络,旨在帮助军方将国际人道法和《武装冲突法》融入到其培训课程和作战程序之中。

约有30位专业代表在一线的战略城市工作:内罗毕、比勒陀利亚、阿比让、开罗、曼谷、吉隆坡、新德里、塔什干、利马、莫斯科、基辅、斯科普里、布达佩斯、布鲁塞尔、伦敦和华盛顿。(还有少部分代表被派去与警察部门开展类似工作。)

他们当前的目标不仅是加强国际人道法培训,同时还包括建立关系以便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行动需求提供支持,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关键的军队认识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冲突中的角色以及开展他们预期的务实合作。

在常规的军事结构之外,为了接触到所有的受害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们一直寻求发展与其他战斗人员的联系(例如反叛者和游击队),然而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总部的一名特别顾问正在为这些复杂的工作设立框架以确保所得到的教训不被遗忘。

 

 

 


2007年3月16日,阿富汗东部的乌尔汞地区,参加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美国士兵向那里的阿富汗儿童发放文具。
©AFP PHOTO / US HQ / THOMAS J. DO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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