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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志愿者

 

国际联合会新任主席近卫忠辉访谈录

近卫忠辉于1964年加入日本红十字会,从此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45年多以来——包括在日内瓦国际联合会秘书处工作8年,他参与应对过其间发生的几乎每起重大武装冲突、自然灾害或疾病危机。他从2005年4月开始担任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同年当选为国际联合会副主席。《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最近对他进行了采访,请他简单介绍了成为人道志愿者的心路历程,并谈论了他对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未来展望。


©Thomas Omondi/IFRC

《红十字红新月》:你把自己称为“天生的红十字人”,因为你的生日与享利•杜南相同。当初是什么促使你加入红十字组织成为一名志愿者的?

我小时候只知道我的生日与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是同一天,长大了些以后我才知道杜南其人。此外,5月8日也是可口可乐面世的日子,恐怕我的朋友们对这个会重视得更多些。我是偶然从一本新闻画报上了解到红十字与红新月是做什么的。那是一篇对红十字工作的特别报道,该组织即使在战争中也从事着这种了不起的工作,我非常感动。从那以后,我对红十字与红新月的了解越来越多。

我的整个学生时代正值冷战时期,一切都以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日本左右两派冲突严重,国外许多地方发生战争。即使在这种时期,红十字与红新月仍然无处不在,一直以无党派的角色积极工作着。于是,我开始被它深深地吸引了。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产生当志愿者的愿望的?

在日本,红十字红新月有特别的声望。二战后日本与许多国家没有了外交关系,日本红十字会经常替代政府与这些国家谈判解决人道争端。此外,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我养父在战后有参加红十字工作的经历,红十字组织在我生活中变得越来越熟悉了。

在从海外留学归国的路上,我游历了许多地方,包括东西方冷战地区和正在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回到日本后,我决定当一名日本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直到能找到另一份工作为止。我当时没有打算一直在那里工作,因为薪酬不高。但我父亲了解这个组织,鼓励我在那里做全职工作。不过,他也没有主动提出为我补贴报酬。

担任国际联合会主席后,你的思想和动机有什么变化或演进?

我始终认为,即使彼此之间最仇恨和最敌视的国家、民族、信仰和社会力量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道主义。我有一种思想是:即使人道主义与和平之梦对人类来说不可企及,但只要这个梦想还存在,为何不追寻它呢?这种思想一直驱使着我。我希望在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中,最先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对话、和解和团结。

近些年来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发生了什么变化?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没有改变的,现在与150年前完全一样。近些年来发生变化的是人道主义的环境。在冲突或灾难中,人道利益高于一切,无论所涉及的问题是自然环境、人口迁移、卫生保健、福利服务还是贫困救援。但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以“红十字红新月”身份彰显我们的独特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参与人道救援的组织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优势在于它有一个由各个国家红会组成的庞大网络。各国红会被视为政府的辅助机构,积极从事各个方面的人道事务,在基层、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发挥作用。我们有三种独特的优势,即多种活动结合所形成的协作、活动的规模以及网络的力量。当这三种优势得到充分利用时,我们就能够发挥出“红十字红新月”的特有威力。

以最近的海地地震救援为例。海地地震发生后,安全形势很差,政府服务完全崩溃,救援工作面临着难以置信的挑战。但是,尽管如此,海地国家红十字会基于通过长期社区志愿服务与当地群众和政府建立起来的信任,充分发挥了红十字会的重要作用。其他国家红会——来自美洲地区及更远的地方——都赶来支持海地红十字会的工作。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出成果。

你说过国际联合会需要更加联合和高效。为此主要应该怎么做?

首先,联合会常常不了解各个国家红会在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提供援助还是接受援助,我们都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对自身有充分了解。在开展大的国际救援行动时,如果各个国家红会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又得不到有效的协调和支持,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低效和浪费,红十字红新月运动的集体力量和整体性就显示不出来,我们也就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



 



 

 

 

“我始终认为,即使彼此之间最仇恨和最敌视的国家、民族、信仰和社会力量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而共同利益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道主义。”

 

 

 

 

 

 

 

 

 


国际联合会主席近卫忠辉与海地总统勒内普雷瓦尔。
©IFRC

 

 

 

 

 

 

 

 

 


国际联合会主席近卫忠辉与海地国家红十字会会长米夏埃勒热代翁1月20日在太子港。 ©IF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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