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杂志首页

 

走出阴影

性暴力与武装冲突总是如影随形。红十字红新月运动通过一些项目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并把这些项目作为可借鉴的范例,开展更多的工作。

“我们能听到军官们的淫笑,靴子在地板上的走动,和他们的兴奋。那天夜里,每个人都被强奸多次。我整个身子简直都被撕碎了,身上没有一个地方完好。”

这段话是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的受害者说的吗?是今日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受害者说的吗?不是,这些话是1944年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期间一位荷兰籍“慰安妇”说的,她叫扬,当时17岁。然而,有这种不幸经历的不止扬一个人,还有古代被罗马人掳奸的萨宾妇女,公元5世纪的西哥特妇女,美越战争期间的越南妇女,1945年时柏林的德国妇女。

还有许多其他时间、其他地方、其他民族的妇女。

“战争中的强奸一直是有系统性的。”神经精神病学家鲍里斯·西鲁尔尼克说,“士兵们奉命杀戮和破坏,然后被放任随意抢掠食物和强奸妇女。”西鲁尔尼克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出版过很多关于精神创伤受害者心理复原的著作。

西鲁尔尼克表示,过去三、四十年来,这种带有“性含义”的暴力已经被强奸所取代,利用它作为一种战争武器。“这是精神上的强奸,就像在科索沃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目的是从意志上摧毁敌人。”

许多族群都把母亲、女儿和妻子的“贞洁”(很多人称之为“名节”)看得很重,“玷污”她们比杀死几个族群成员对族群的打击更大。而且,当强暴造成怀孕,敌人留下的孩子给受害者及族人套上精神枷锁时,更是如此。在极端情况下,强奸与杀戮无异,例如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时行凶者手持砍刀强奸。

男子和男孩也是受害者。例如,美国南方的三K党就对男性实施过阉割,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也这样做过。拘禁特别容易导致以羞辱他人和剥夺人性为目的的性虐待;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或波斯尼亚战争中数千名遭受过性虐待的穆斯林和克罗地亚男子都有图为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妇女与战争顾问弗洛朗斯·泰尔西耶认为,针对妇女的暴力涉及“支配力何在”问题。妇女在和平时期就是被边缘化群体,非常时期更容易成为受害者。不仅在战争中如此,自然灾害和流离失所也会导致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在这种局势中,人们常常居住在狭小、拥挤而不安全的营地里,几乎没有私密空间或警察保护(见方框文字:灾后的脆弱)。男子们无家可归,没有工作,所以经常存在失落、酗酒、吸毒和家庭暴力。“当出现紧急事件时,压力水平提高,暴力水平也提高。”国际联合会非歧视和性别问题协调员薇拉·克伦布说,“性暴力也是这样。”

这种压力会使原本没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做出暴力举动。“在我们逃到马拉维这个难民营以前,他一直是个好丈夫。”一名刚果妇女最近对国际联合会一个摄制组说,她叙述了她的丈夫怎样把开水向她身上泼。在营地环境中,女孩出去洗衣服或捡木柴时面临被强奸的危险。

倾听忍辱吞声的受害者

在世界各地,强奸都是一种禁忌,身背污名的是受害者。她们的家人和社区会拒绝接受她们,为“捍卫家庭荣誉”她们可能会被处死。强奸带来的身心创伤会折磨受害者一生。在《聆听沉默:妇女与战争》一书中,以前的“慰安妇”扬讲述了昔日的恐惧是如何仍然让她“怒火中烧”的。50年来扬没有接受过心理咨询。

强奸的创伤也会使受害者消沉、羞愧和愤怒,从而使其非常难于重返正常、富有成效的生活。因此,社会心理支持是人道应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十字红新月人员正在实地工作中试用几种可用作范例的方法。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支持设立了一系列聆听屋,让受害妇女在这里倾诉自己的遭遇,然后向她们提供心理辅导。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心理学家雅克·卡龙说:“强奸受害者来到我们的聆听屋后,首先是让她感到安全,减少她的不安,确保她得到适当的治疗。然后,帮助她重新竖立起被强奸摧毁的个人形象。”

在过去15年的武装冲突中,基伍地区茂密的山林见证了无数不可名状的恐怖。据联合国估计,在这15年中有15万名妇女惨遭强奸。这些强奸以所有年龄的妇女为目标,从幼女到老妪均不能幸免,而且有时强奸还伴有极端的暴力行为。

聆听屋是刚果妇女在2000年开设的,她们中有些是强奸受害者。接着,国际社会对设立聆听屋提供了支持。从2004年开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如今对40个此类设施提供支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在它支持的健康中心提供强奸事后急救包,里面有防止意外怀孕的紧急避孕药,预防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防止性传染疾病及预防破伤风和乙肝的药具,等等。如果强奸发生后72小时之内采取有关措施,这种急救包可以减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还要为回不了家或不愿回家的受害者提供食宿。身体受伤的受害者被转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医疗机构接受救治。有一些机构——包括由国际联合会帮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红十字会,也为受害妇女提供援助,尤其是强奸后被丈夫厌弃的妇女,帮助她们做小生意谋生。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43岁的范妮*说,事情发生后她曾常常感到自己如此不贞和无能,“但是,我在聆听屋向女同胞们诉说了我的遭遇,她们对我说谁都可能遇到过这种事。从那以后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聆听屋这种方法可以借鉴到其他地方,比如海地吗?那里难民营中强奸事件频仍,正在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在哥伦比亚、马拉维和南非等地开展的项目也可作为范例,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问题纳入现有的长期性艾滋病防治工作以及应对国内流离失所者的紧急应对行动。

在红十字红新月运动内部,有人还倡议改进应急蔽护所和营地的筹划和设计,包括增加照明,厕所位置合理,男女私密空间隔开,提供燃料以避免妇女外出捡柴。他们认为,预防强奸应当同全面改善紧急时期妇女生殖健康服务一道,更加成为主流意识。

国际联合会非歧视和性别问题协调员克伦布说:“根据我们的职责,我们在反对性别暴力工作中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通过人道外交,通过我们庞大的社区志愿者网络,通过为紧急时期的性暴力幸存者提供医疗和社会心理服务。”克伦布指出,紧急时期下,少女怀孕、自我人工流产和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都呈上升状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妇女与战争顾问纳迪娜·皮埃什吉巴尔对此表示同意。她说:“人道工作者认为,紧急时期一过去他们就能建立营地和应对性别问题。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20世纪90年代的转折点

尽管武装冲突中的强奸问题由来已久,但人道应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直接引发因素是强奸频发的波斯尼亚冲突和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最先前往开展性别暴力应对工作的人道组织包括无国界医生和国际救援委员会。

历史学家卡罗尔·哈林顿解释说,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了这一进展。“在二战中的柏林或在1971年孟加拉国大规模强奸事件后,受害者也得到了在流产和性病治疗方面的医疗服务。但是,并不是在每个冲突中都这样做。

“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在有关专家把强奸与酷刑相联系后人们开始关注心理创伤问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女权主义者的奔走。女权主义者关注妇女遭受的暴力,强调妇女的权利是人权。”

于是,强奸从“名节”问题演变为带有有形创伤和无形创伤的医疗问题和人权问题。同时,20世纪90年代针对前南斯拉夫、卢旺达和塞拉利昂问题设立的特别国际刑事法庭是一个转折点。

 

 


中非共和国上姆博 穆省奥博市。这个15 岁的女孩13岁时被一 个武装组织掳走,被 迫成为该组织头目的 众多妻子之一。
Photo: ©Marcus Bleasdale/VII

 

 

 

 

 

 

 

 

 

 

 

 

“ 这是精神 上的强奸,就像 在科索沃或刚果 民主共和国,目 的是从意志上摧 毁敌人。”
鲍里斯 · 西鲁尔尼克 法国神经精神病学家和 心理创伤康复专家

 

 

 

 

 

 

 

 

 

 

 

 

你的观点

运动应如何在武 装冲突和其他非常时 期更好地应对性别暴 力问题?请把你的意 见发往:rcrc@ifrc.org, 或登录以下网址参加 讨论:www.facebook. com/redcrossredcrescent

 

 

 

 

 

 

 

 

 

 

 

 


刚果民主共和国北 基伍省基旺贾。一名 妇女在为性暴力受害 者设立的聆听屋向一 位社会心理工作者(右) 倾诉。该工作者解释 说:“聆听屋是庇护 所,因为受害者被强 奸后不会向邻居说, 更不会向可能因此抛 弃她的丈夫说。”
Photo: ©Pedram Yazdi/ICRC

哥伦比亚卡利。这名性侵犯受害者接受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探视和帮助。 Photo: ©Christoph Von Toggenburg/ICRC

无声的痛苦

在哥伦比亚,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事例频发,但大多数都得不到报道。性暴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禁忌,受侵犯的痕迹一般难以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隐姓埋名。而且,当性暴力与武装冲突相关时,情况尤其如此。

哥伦比亚法律规定,受害者要得到免费医疗服务必须提出正式指控。但大多数受害者觉得这样做不够安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哥伦比亚卫生项目负责人塔蒂亚娜·弗洛雷斯解释说:“通常情况下,被武装人员实施性侵犯的受害者不敢说出真相,因为她们担心会有生命危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一个名叫Profamilia的计划生育组织在哥伦比亚帮助性别暴力受害者。

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受害者本人不一定把强奸视为最大的痛苦,或把强奸后的援助视为最大的需求。弗洛雷斯说:“强奸常常只是被看作又一种犯罪,而且与丈夫被杀、失去全部家当、无家可归相比不算大事。”

“对于愿意提出指控的受害者,我们指导她们去相应部门申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妇女与战争事务顾问卢斯·玛丽娜·塔马约解释道。对于不愿通过政府部门或司法系统寻求帮助的受害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她们提供免费医疗援助和心理支持。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受害者的帮助都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如遇情况非常敏感,有时会帮助受害者赶快移居他处。

对受害者进行跟踪也极为困难。“与性暴力受害者第一次见面时,必须时刻牢记这可能是你唯一一次能见到此人的机会。”哥伦比亚红十字会性别暴力受害者心理项目协调人玛丽娜·亚历山德拉·凯塞多说,“因此,我们就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对合作者和志愿者进行了培训。”

前往受害者所在地探访也很重要。在哥伦比亚,受害者往往居住在分散、偏僻的社区或乡村。哥伦比亚红十字会派出机动健康小组深入难以进入的地区,指导人们去有关部门寻求心理支持或其他援助,或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Profamilia组织寻求帮助。

2010年,有近180人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帮助。“如今我们面对的一个艰巨任务是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性暴力也是一个紧急医疗问题,需要在72小时内实施干预,包括艾滋病预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波哥大卫生事务代表玛丽-何塞·谢罗总结说,“同时还需要让人们知道,她们可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诉说问题、寻求帮助。”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内瓦总部
玛丽-尔瓦娜·德容凯尔

这些法庭的指导规约将强奸列为属于其审理范围的危害人类罪。这一体系是开创性的,包括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对男男同性暴力的判定。

1 9 9 8 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一定条件下进一步把“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严重程度相当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定为“危害人类罪”。规约提到“任何平民居民”,因而包括两种性别。国际刑事法院已根据该条款提起了多起指控。

红十字红新月运动的应对

对红十字红新月运动来说,20世纪90年代也是一个转折点。1996年和1999年召开的两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通过了有关决议。在1999年的国际大会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诺更好地评估和应对“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妇女和女性儿童的需求”,其中包括“积极向武装冲突各方宣传禁止各种形式的性暴力”。

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但运动仍然没有把防止性别暴力项目全面纳入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实地应对工作。运动中从事这项工作的一些人认为,应对工作太断断续续且受情势左右,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把对性别暴力的认识和应对计划纳入备灾、救灾和恢复工作。

尽管如此,仍能通过一些项目的例子对这种整合工作窥见一斑。在南非,性别暴力项目作为艾滋病全球联盟预防工作的一部分,深入到城乡社区。该联盟包括国际联合会、十个国家的国家红会、志愿者和合伙人。

同时,马拉维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在扎莱卡难民营(有1万名难民)开发了一种应对性暴力的综合方法,如今该方法在马拉维15个地区被借鉴和推广。社区委员会提高人们对性暴力的认识,推动社会调解。警察和法院也参与其中。为受害妇女提供安全房屋,开展社会心理咨询,安排谋生项目。一个重要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报案。

大型灾害中的性别暴力应对工作也在不断加强。例如,在海地抗震救灾中,第一次把性别问题专员列为快速评估小组成员。国际联合会也第一次聘请了负责性别暴力、性剥削和性虐待事务的专职代表,使这项事务成为紧急应对工作的一部分。海地红十字会志愿者在经过基本培训后,凭借可以进入营地社区的特殊优势,提高人们对性暴力的认识,把受害妇女转往当地服务机构接受治疗。

但仍然存在不足。虽然海地的所有基本健康紧急反应小组都提供强奸事后急救包,有些国家红会也提供这种服务,但受过专门培训、能熟练处理强奸受害者特有心理和医疗需求的医护人员不够。

应对能力日趋完善

同样,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虽然过去十年来在性暴力应对工作上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项工作并没有完全成为主流。

2001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综合性专题研究报告《面对战争的妇女》显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性别暴力的认识不断提高,但仍然没有把这个问题充分纳入代表培训和国际人道法传播工作。为更好地保护和帮助受武装暴力影响的妇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需要做出更加广泛的努力(亦基于1999年承诺),该报告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报告认为,武装冲突对妇女的影响与对男人不同。因此,应对妇女的需求必须采取特有的方法。

此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了指导文件(如2004年的《应对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妇女》),越来越多地把这个问题纳入总体培训和项目资料(《妇女与战争》,2008年)。禁止性暴力日益成为国际人道法宣传内容的一部分,包括直接向武装组织进行宣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与当地妇女一起记录性别暴力的案例。

“如今代表们的应对能力比十年前强多了。”夏洛特·林赛表示。林赛是2001年报告的撰写人,现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宣传和信息管理部主任。

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门应对性别暴力的项目虽为数不多但在稳步增长。除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在达尔富尔和哥伦比亚开展这种项目,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服务。该组织还计划在科特迪瓦、海地和塞内加尔开展这种项目。

在许多这样的地区,已经开始向妇女提供具体援助(从产前产后护理到身体恢复和帮助寻找失踪家属)。例如在伊拉克和尼泊尔,特别重视负责养家糊口的孀妇的经济保障。这些环境下的妇女常常极易受到各种暴力的侵害。

然而,关于运动的适当角色和对性暴力的适当应对,以及妇女的特定需求问题,仍然存在争论。前妇女与战争顾问泰尔西耶表示,有人担忧特别加强性别暴力项目是对“所有受害.者一视同仁”行为方式的挑战。这一方式植根于七项基本原则中的公正原则,依据的理念是援助的提供必须全面和严格地根据需求进行。

 

 

 

 

 

 

 

 

 

 

“ 我在聆听 屋向女同胞们诉 说了我的遭遇,她 们对我说谁都可 能遇到过这种事。 从那以后我的心 情轻松了许多。”
范妮
刚果民主共和国43岁的 强奸受害者

 

 

 

 

 

 

 

 

 

 

 

 

 

 


“这里的情况很糟, 特别是对年轻女孩。” 马拉维红十字会工作 者雅内特· 奥诺雷说 起扎莱卡难民营时讲 道,“很多妇女说她们 被迫用性换取基本用 品。”奥诺雷和吉米·恩 达伊希马一样是该营 地反性别暴力委员会 的成员。
Photo: ©Damien Schumann/IFRC

 


灾后的脆弱

在太子港一所流离失所者营地,25岁的尼尔瓦坐在一群妇女和女孩中 间。“你们有自己的权利,就像男人一样。”她轻柔而坚定地对她们说, “不要甘当受害者。”

三年前,尼尔瓦在回家的路上被五个男人拦住,惨遭轮奸。如今她是海 地“妇女受害者互助委员会”的成员,每星期日来这个营地向这里的女孩和 妇女们讲述如何避免类似遭遇,如果遭受侵犯该怎么办。

海地地震以前,反性别暴力行动方兴未艾。但是,地震使这方面的成就 化为乌有——女性领袖在地震中死亡,安全房屋被毁,不思悔改的罪犯从狱 中逃脱。

对居住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数十万女孩和妇女们来说,性暴力的危险每 天都在威胁着她们。她们睡在歹徒可以轻易手持凶器闯入的帐篷里。营里缺 乏照明,夜晚一片漆黑,武装团伙有恃无恐地出没。许多丈夫、父亲和兄弟 在地震中死亡,留下妇女自我保护。而且,大多数营地没有警察或保安。

“我白天睡觉,夜里睁大眼睛守护两个女儿。”居住在太子港卡拉德营 地的孀妇埃弗利娜·德内里说。该营地的居民自发组织了一支安全巡逻队, 但由于缺乏手电或口哨等基本装备,这支巡逻队作用有限。

“妇女受害者互助委员会”项目协调员若西·菲利斯坦说,儿童的处境 也极不安全。“人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没有社区感。而且 妇女成为劳动力,必须离开营地去工作,于是孩子无人看管。”

有些营地情况比较好,因为居民们原来就互相认识,或者因为营地里安 装有照明设施和独立卫生间。在海地负责协调反性别暴力工作的联合国人口 基金会项目官员肖恩·埃文斯说:“汲取的教训之一是,人们确实需要从一 开始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作者:埃米·塞拉芬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加强性暴力应对并不改变所有受害者一视同仁的行为方式,相反,这样做是在“更好地了解某特定受害者群体(本主题下为妇女)的需求和特别脆弱性”的基础上加强了全面应对的概念,(摘自2001年研究报告)。

还有一种争论是强奸是否严格属于紧急应对的职责范围,因为强奸在某些情况下是“文化”问题或在紧急情况发生前就存在。但是,当冲突或自然灾害造成性别暴力激增时,这种理由还站得住脚吗?

有一点是大多数本报道的被采访者都认同的,即性别暴力是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在危机过程中。强奸受害者不容易识别(见框内文字,《无声的痛苦》),而且常常缺乏足够的转诊服务、合作伙伴、安全房屋或资源以开展适当应对。

加强运动的实地行动需要加大志愿者和员工培训投入,增加社会心理服务投资,进一步做好流离失所者医疗和安全服务准备工作,更好地为已经在危机应对中应接不暇的代表处和志愿者做好资源准备。

“过去几年来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性别暴力问题日益成为我们行动的一部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恩布尔说。但他同时指出:“我们仍然任重而道远。”

约兰达·雅克梅
约兰达·雅克梅是驻尼泊尔自由撰稿人,曾报道过巴尔干半岛、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地方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
*化名。


1992-1995年巴尔 干战争期间发生的系 统性强奸导致了大规 模抗议,人们要求将 强奸指控列入战争罪 诉讼。图为两名波斯 尼亚“妇女——战争 受害者”协会成员在 萨拉热窝参加抗议活 动,要求为强奸受害 者主持正义。
Photo: ©AP Photo/Hidajet Delic

返回页首

联系我们

制作人员

联系网管

2011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