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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5 年8 月投向广岛的原子弹所造成的后果,是核武器灾难性人道后果的可怕证据。这种彻底的破坏在严峻地提醒着人们为什么这种武器从本质上就与国际人道法不相符——国际人道法要求交战各方对非战斗员、人道工作者和伤者提供保护。
Photo: ICRC

取缔核武器

 

在两颗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和长崎66年之后—在冷战结束20年之后—有人说重启消除核武器进程的恰当时机到了。  

八月的骄阳火辣辣地晒着,无风而闷热的空气中充斥着刺耳的蝉鸣。早晨8点才过了几分钟,但天气已经十分酷热了。广岛西部己斐小学的操场上,校长决定让汗流浃背的小学生们先休息几分钟,然后再进行他们每日的旗语练习。

孩子们坐在银杏和樱花树的树影里时,一位男孩忽然指向了晴朗湛蓝天空中的一个银点。他大喊道:“一架B-29!”山田丽子当时正和她的朋友坐在沙坑边上,她抬起头,在广阔的蓝天中寻找那架美国飞机。

她说:“我最初以为那架飞机要飞走了,但它开始转向,我记得当时觉得它的雾化尾迹看起来真漂亮。然后突然之间,一道耀眼的白色闪光出现,所有人立刻开始奔向学校的防空洞。我跑的时候感觉到炽热的沙子打在我背上,我还没赶到防空洞就被刮倒了。”

11岁的山田挣扎着从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的树枝下爬了出来,全速跑下台阶,冲进了拥挤的掩体。在那令人困惑的最初时刻,她并没有意识到美国在其东面2.5公里(1.5英里)处刚刚投下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而类似装置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试验成功还不满一个月。这一天是1945年8月6日。

上午8点15分,埃诺拉盖伊轰炸机投下了内含60千克(132镑)铀235的致命弹头。在一个周一的早晨,在到处都是赶着上班上学的人们的市中心上空580米(1900英尺)处,“小男孩”起爆了。

破坏性

一道比太阳还耀眼的光芒使所有朝着爆炸方向看的人暂时失明,而一个高达数千摄氏度的白热火球让所有接近爆炸中心的人瞬间化为了水汽或者焦炭。与此同时,强烈的热射线和辐射发射了出来,强劲的冲击波从爆炸中心向外辐射,摧毁了方圆4公里(2.5英里)内的建筑。滚滚白色烟柱拔地而起,冲到17000米(55770英尺)的空中,在城市破碎、燃烧着的废墟上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烟尘像令人窒息的盖毯,把白天变成了黑夜。

山田向着广岛周围的山冈上爬的时候,黑色油腻的放射性雨开始落下。这位77岁的老人回忆道,“我们人在发抖、牙齿在打颤,天气冷极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发抖究竟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恐惧。”

将近80000人立刻在爆炸中丧生。另有70000人遭受了可怕的烧伤和其他伤害。广岛的大片区域被夷为了平地,医院也是如此,几乎没有什么设施和医务人员能帮助处理这场大灾难。城市陷入了混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马塞尔·朱诺是爆炸后第一个到达广岛的西方医学专家,而在此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已经在1945年9月5日的照会中向各国红会询问过原子武器是否合法:“显然,飞行技术的发展和轰炸破坏力的日益增强,已经导致现在在操作上无法区分出那些在法律上受到特别保护的特定人群(比如与武装部队相对的平民居民)。”

1945年8月的事件以及无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6年中发生的事件,无疑开启了战争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将会对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有重大影响,正是这些条约建立了战争的人道规则。由于人道主义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部工作的核心,该组织决心通过国际法来确保冲突中的平民居民能得到保护。

1948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17届红十字国际大会对原子武器采取了坚定的反对立场,而其后几年的外交会议所传达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则多少有些模糊。虽然大会确认了《日内瓦第四公约》中平民的战时豁免权这一原则,但是苏联代表团认为这还不够,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使用。这个提议遭到了驳回。

会议结束两周之后不久,苏联成功进行了他们的首次核试验。一场现代的、致命的军备竞赛开始了。冷战接下来的若干年,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数以百计的核试验(它们也导致了严重的人道后果)、更强劲武器的发展以及所谓“核俱乐部”的扩张。

规则的违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年,冷战的战争边缘政策走向了穷途末路,国际社会转向抑制核武器的扩散,主要强国转向通过《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条约》和《第二阶段条约》)来削减现有核武库存。

虽然包括《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数禁止核试验和控制武器条约在内的各种协议都在试图削减核武库存、防止核武器的扩散以及阻止核试验,但没有哪个协定成功地限制了核武器的实际使用。

虽然超级核大国已经将他们核武库存的数量从大约60000弹头大幅减少到了如今的约22000个,但是“核俱乐部”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那些武器中任意一个的破坏力都数倍于投向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

国际社会已经尝试过用制裁和外交高压来阻止这种扩散。但近年来,许多全世界外交、军界掌权人士表示,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能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目标——最终裁军迈出更加果敢的一步,那么这些外交努力将会更加有效。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处负责人彼得·赫比表示:“人们渐渐意识到,唯一阻止这种扩散势头的方法,就是采用一个能够实现核武器的限制和消除的可靠进程。”

近期,几位曾经的军界领导人和政治家做出了强有力的声明以呼吁减少和消除核武库存,他们作为外交掌权人士的一分子,曾经在某些场合中是鹰派的核武器支持者。

这些呼吁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因为维护核武器的费用极其高昂,所以许多政界、军界领导人都在质疑核武器的价值究竟何在——出于政治或道德原因核武器实际上不能投入使用,而且它远非现代不对称战争中的武器的最佳之选 。

“灾难性后果”

与此同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其他人的反复倡导也让人们对核武器的人道后果的认识越来越强。关键进展之一发生在2010年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审议大会起草了一份决议,“对核武器使用的灾难性人道后果表示深切关注,并重申所有国家都有遵守……国际人道法的需要。

与核武器的破坏力相比,这份声明可能看上去相当平淡乏味。但是这39个字至关重要。它们标志着在该条约的历史上,签署国首次对核武器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做出了官方承认。赫比补充道:“现在,所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都承认了这些灾难性人道后果。而一旦你承认了这个,你也就负有了一种行为上的特定义务。”

虽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大会没有明确宣称核武器违反国际人道法,但是赫比说,它的确“提出了关于核武器合法性的重大问题,因为防止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人道后果正是国际人道法的具体目的。”

鉴于现在尚未能达成一个宣称核武器有违国际法的终局性法律合意,这已经是重要的一步了。虽然国际法院的确曾在1996年得出结论称核武器的使用“一般都是违背国际法规则的”,但法院并不确定在自卫等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是否违法。

核外交

同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的声明不是偶然得来的。就像大多数国际和约中的用语一样,这两段表述是各方独立开展的频繁外交工作的成果,这些工作都旨在形成条约缔约国之间的共识。

在2010年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召开前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中,瑞士的会议代表团都在发展这个表述、并且为之游说,而瑞士联邦议员米舍利娜·卡尔米-雷伊则发表了一场演讲,表示核武器在国际法下本质上是非法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大会之前的几周向在日内瓦的外交官所做的讲话,增加了重申重点的分量。时值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描绘无核世界愿景的里程碑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克伦贝格尔敦促所有国家确保广岛和长崎的惨状永不再现。

他说:“今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所有国家,以及所有能够影响它们的人,要果断而紧迫地抓住眼下难得的机遇,终结核武器时代。”

就在《不扩散核武器》大会开始之前,这段演讲借助媒体传播的力量,既吸引了额外的注意,也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主席近卫忠辉也曾做过类似演讲,谴责核武器是 “危害人类的武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曾在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一次会晤中论及核武器(以及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对福岛这类核事故的应对),而潘基文也支持提倡全世界摆脱核武器。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虽然这些进程还没有被广泛报道、还鲜为公众所知,但趋势显然正在形成。赫比说:“现在是历史上罕有的时机——有些人可能说是最后的时机,能让我们赶在妖魔完全从瓶中逃出来之前、赶在更多国家以及非国家军事团体可能拥有核武器之前,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讽刺的是,公众对于核武器的警醒与关切正处于低谷,这种警醒与关切自从冷战时期以来大大减弱了。赫比说:“目前,公众对消除核武器的呼声还不高。人们认为冷战结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大众普遍比较冷漠,现在还是有些很正面的事情在发生。”

赫比说,抓住时机的方法就是促进“环境的塑造,使国家迫于压力不去使用或者获取核武器,并通过新的国际协定来禁止核武器的使用以及减少现有存量。”

各国红会可以通过创造更多的对话、增强对核武器灾难性人道后果的认识而起作用,他们还能说服他们的政府通过预防和消除来解决核武器问题。

这些事对一些国家的红会来说要比其他国家的红会更容易做一点。在某些国家,核问题与国家认同、国内政治紧密相连。但倡导者称,大多数人认为各国红会可以通过集中讨论核武器的人道后果和它们对国际法的影响来发挥其作用。

赫比说:“我们需要扩大关切的基础。几十年来,都是核武器专家、联合智囊团和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在进行倡导,而目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支持面都不广。”

“人类施为”

然而,各国红会拥有着广泛的基础。澳大利亚、日本、挪威各国红会的联合会正在就此问题发起一场国际运动。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借助当地名人和数字媒体来让澳大利亚年轻人参与进来,比如用统计脸谱网用户失去的好友数量来阐释核爆炸对一个澳大利亚城市的影响。

普雷本·马克森是挪威红十字会的一位政策顾问,他表示红十字与红新月作为可靠的人道主义组织,有能力让曾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巅峰的国际运动重振雄风。他说:“红十字与红新月更强有力的声音会确保核武器在全球性的讨论中被视作对人道主义的紧急挑战,还会带来当今世界所缺乏的政治压力。”

下一个施加压力的大好时机将会是11月份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有望通过一份决议,而这份决议将会报告给国际大会。

这份决议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各国红会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于2011年5月在挪威奥斯陆磋商的成果,拟定的决议条款被呈交给了21个国家的红会。这次会议是由澳大利亚、日本和挪威红十字会组织的,会后进一步的磋商后来成为了决议草案的基础。

呈交给代表会议的草案呼吁各国“确保决不再使用核武器”,并“真诚地开展谈判并紧迫而果断地结束谈判,通过一个建立在已有承诺与国际义务上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议来禁止使用并最终消除核武器。”

草案同时呼吁“运动”的所有成员“依据我们向人道外交做出的共同承诺”,“参与那些提高公众、科学家、健康专业人士和决策者对核武器灾难性后果的认知的活动”,并且尽可能与政府及其他相关行动者就核武器对国际人道法带来的影响进行对话。

这份决议有望为政府的深入讨论与承诺创设一个立足点,有助于为下一步行动提供支持,也可能有助于最终达成一个新条约,规定核武器的禁止与消除。

这个目标可能看上去是个不大会成功的尝试,但是在禁止集束弹药和杀伤人员地雷方面的重大成就显示,外交和公共活动可以大有作为。

广岛幸存者山田和她的幸存者群体在东京继续为了废除核武器而发起运动。她表示她对外交有信心。她说:“只要对话一步一步取得进展,我就对事情兑现有信心……不过这可能不是在我的有生之年。”

尼克 · 琼斯
尼克·琼斯是一名居住在日本东京的自由作家兼编辑


“我跑的时候感觉到炽热的沙子打在我背上,我还没赶到防空洞就被刮倒了。
山田丽子

77岁的广岛幸存者

 

 

 

 

 

 


“如果这种武器被用于未来的某场战争,我们定会亲历数以千计的人们在骇人痛苦中的死亡。” 马塞尔·朱诺

广岛英雄
马塞尔·朱诺

黑压压的人群阻塞了这座被摧毁了的城市的外围道路;而在数百公里外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一位41岁的瑞士医生在探视同盟国战俘。马塞尔·朱诺正在奔赴日本,就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处新负责人这一职位。8月9日抵达日本首都时,他并不知道3天前在广岛、当天早晨在长崎发生了什么。

在那个月的月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弗里茨·比尔芬格尔设法抵达了广岛。他的电报详尽地描述了炸弹“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坏以及“深不可测的严重”影响,这促使朱诺与同盟国占领部队取得了联系并请求他们为广岛的受害者提供食品和药品。

9月8日,在一个由10名美国医生和2名日本医生组成的特别调查队的陪伴下,朱诺携带着12吨救济物资向日本西部出发。在一篇题为《广岛灾难》的文章中,他描述了飞机飞过这个港口城市时的景象:“市中心被夷为平地,变成了一片白,光滑的像手掌一样。一切都不复存在。”

朱诺是第一位前往这个曾经熙熙攘攘的县首府所在地的外国医生,被山田丽子称作“广岛的救星”,他目睹了这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他写道:“在难以言状的一堆堆破砖碎瓦、生锈铁板、机器骨架、焚毁的汽车、出轨的电车和扭曲的轨道中间,有几棵树被烧焦、剥皮了的树干戳向天空。河岸边横着烧毁了的船只。巨大的石头建筑伫立在各处,打破了景象的千篇一律。”

其中一栋仍然伫立的建筑物就是水泥结构的红十字医院,它距离起爆点仅有1.5公里(0.9英里)之遥。医院严重受损,大部分设备不能使用。爆炸当天,医院涌入了1000名病人,其中600人几乎立即就死亡了。朱诺在其他地方也目睹了更多类似的绝望景象。

在看过了如此多的不分皂白的毁灭和苦难之后,朱诺确信核武器就像毒气在一战之后被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所禁止那样,应该遭到同样的禁止。朱诺说:“如果这种武器被用于未来的某场战争,我们定会亲历数以千计的人们在骇人痛苦中的死亡。”

 



 

 

 

 

 

 


广岛红十字医院(图中为1945年8月6日以前)抵挡住了原子弹爆炸,但也受到了重创。
Photo: Japanese Red Cross Society

 

 

 

 

 

 


这所建筑被称为“原子弹圆顶”,虽然它就在或者说非常接近爆炸中心,但是它在广岛轰炸中得以幸存。 Photo: Nick Jones

 

 

 

 

 

 

“ 真诚地开展谈判并迫切而果决地结束谈判,通过一个建立在已有承诺与国际义务上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协议来禁止使用并最终消除核武器。”
即将提交给关于核武器消除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文本

 

 

 

 

 

 


医院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提醒人们牢记轰炸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医院在挽救生命时所发挥的作用。 Photo: Nick Jones

 

 

 

 

 

 

“ 现在是历史上罕有的时机—有些人可能说是最后的时机,能让我们赶在妖魔完全从瓶中逃出来之前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彼得·赫比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武器处负责人


 

 

 

 

红十字医院仍在治疗幸存者

土肥博雄(下图)一边指着木箱中一块黑色的石头,一边解释为什么这块像化石一样的东西曾经是几块屋瓦。他说:“它们离起爆点有350米(1000英尺),然后被融化变成了一块。”

广岛红十字医院难以形容的走廊外,是只有昏暗的单间陈列馆,玻璃陈列橱沿着墙壁排列,里面满是浸在溶液中的人体器官。保存在坛子里的股骨切片展示着被病变白细胞充斥了的骨髓,旁边放着的是患病的肝脏、肺脏和脑。

66年前,这些器官的主人都是在1945年8月6日早晨碰巧在广岛市中心上班、跑腿、与朋友闲聊的男男女女。当世界第一颗原子弹在城市上空爆炸时,他们遭到了大剂量辐射,也难逃火球和冲击波导致的骇人听闻的伤害。

这些人最终被白血病和不同类型的癌症击垮,他们的死亡被用英文和日文简洁地记录在坛子边的卡片上。一份摘要写着:“第84号尸体解剖。54岁,男。暴露(1.0公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隐球菌病。解剖日期:1959年2月1日。”卡片旁边是一对灰色的、感染的肺脏。

今天,这间房间被当作是一个残酷的纪念,提醒人们记住那个炎热的夏日,记住从万里无云的天空中投下的那枚武器的持久影响。

水泥结构的红十字医院不像起爆点附近的大多数建筑,它基本完好无损。虽然毁灭性的冲击波击碎了窗户、毁掉了大部分内部装潢,但是整栋设施因为坚固的设计而得以幸存。

武内健是一位曾在德国、美国学医的军医,他在1939年监督了医院的建设。武内美智惠是这个医院首位院长的孙女,她说:“我母亲曾经说她的父亲对医院设计非常尽心,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有一颗严谨的工程师的心灵。”

在那灾难性的一天,数百位严重烧伤、受伤的受害者自然涌进了医院,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就死去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本代表处负责人马塞尔·朱诺在9月9日抵达了医院。他在他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所有实验室设备都不能运作了。一部分屋顶漏了洞,医院遭受着风吹雨打。”

医院的旧楼后来被拆除了(有一部分被保留在了新医院的入口处),广岛红十字和原子弹幸存者医院留在了原址。医院入口处有一尊朱诺的浮雕,纪念这位瑞士医生的另一尊纪念碑则坐落于该市的和平纪念公园。

土肥解释道:“在我的理解中,原子弹幸存者医院是一个象征,也是对幸存者的精神支持。”土肥是这个机构的现任院长,他恰巧在原子弹投下之前的一个月不到出生在广岛的外围。“白血病和癌症的治疗和其他医院是一样的,但是一些幸存者会选择到这里来。”

有超过100位幸存者现在在这个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在日语中被称为“hibakusha(被爆者)”,每天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数量基本持平。很自然,许多医院职工都是辐射暴露方面的健康问题专家,医院也对无数的国外医生进行了培训。

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一批医疗人员被派遣到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支援。只今年一年,就有15名来自这所医院的顾问在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损坏了福岛县的一所核电厂之后,前往那里支援当地的红十字人员。

广岛红十字医院不可避免地与原子弹之间有着关联。它在这段历史之后,继续帮助原子弹幸存者,帮助那些因可能致命的能量而受害的人,这种致命能量曾在1945年的一个早晨让这座城市成为废墟。

文/尼克·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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