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杂志首页

劝说的艺术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人道外交团队在开展大胆的公开宣传活动的同时,就庇护、移民、核武器、土著等问题在非公开场合进行游说活动,并使二者保持平衡。  

亚米·莱斯特是一位来自南澳大利亚灌木林地的土著人,他年近70,不过确切出生日期已无从知晓。他的第一语言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雅库依提雅提雅拉语(Yakuytjatjara)”(说英语是很久以后的事),因此,在1953年,当巡警到他所在的瓦拉提纳居住地对族长们说,英国将在笔直向南160公里(100英里)处的鸸鹋路口进行核试验时,即使他听到了巡警的话,也并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10月15日清晨,那时还是个“个头有点高”的10岁少年的莱斯特听到一声巨响。他感到地面在震动,看到一股发亮的黑烟从南面穿过未开垦的林地向他飘了过来。他以为自己看到了邪灵“玛姆”。他的“那伙人”(指他的部落里的人)都生了病,症状为呕吐、腹泻和皮疹。莱斯特的眼睛“疼极了”。4年后,他彻底失明。

对英国在澳大利亚的核试验进行调查的皇家委员会于1985年证实出现了放射性坠尘,但如今已满头白发的莱斯特对此并没有显出丝毫怨恨。他坐在疗养院的后院里,女看护和助行架就在一边,他是专程到这间位于澳大利亚中部的艾丽斯斯普林斯私人疗养院接受治疗的。

劝说的责任

随着参与方的增加、更为频发的灾难、益发激烈的资源竞争以及人道工作者和受益人面临的更大危险,人道领域的面貌日益复杂,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加强人道外交。

2009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大会通过了《2020年战略》,确认人道外交是确保该战略取得成功的三项授权行动之一。其后通过的国际联合会《人道外交政策》反映了“组织的全体成员应以更为一致的方式开展人道外交的新承诺”。

与此同时,更多的国家红会正在开展人道外交工作,包括制定通过有关的计划和政策,以及雇用人道外交联络人。“在说服决策者和意见领袖保护易受伤害群体的利益方面,各国红会最有优势,”国际联合会负责人道价值与外交事务的助理秘书长戈莉·阿莫利说。“作为政府的助手,他们能够与本国政府及当地政府进行接触。”

然而,根据国际联合会近期对国家红会在人道外交方面的准备情况的调查,各国红会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外部的障碍包括政府缺乏透明度以及对国家红会的工作存在误解或缺乏兴趣。

内部的挑战包括:防止曾接受培训的人员流失、有效发挥辅助作用、资源匮乏、确定重点领域、证据收集及汇报系统缺乏一致性以及需要在建立关系网、游说和沟通技巧等方面加以完善。国际联合会正在开发辅助工具,其中一些现已可在FedNet上找到,各国红会通过该网络分享各自在人道外交方面的成功与挫折。

在核武器问题上,这位轻声细语的老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位温和的外交官。他希望说出自己的故事,为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开展的“取缔核武器”宣传活动出一份力。2011年5月,澳大利亚、日本和挪威红十字会在奥斯陆共同资助了一次会议,会议开始重新推动通过进一步立法确认使用核武器的非法性。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此次会议之后启动了该项宣传活动。

“听到他们说大老板是罗伯特,”莱斯特边搓手边豪爽地笑道,“我想,‘好啊!我要说出来’。”

“罗伯特”就是身居墨尔本、从2005年开始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首席执行官的罗伯特·蒂克纳。他还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土著居民事务部长,并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在联邦劳动部任职。因此,他不仅非常适合领导澳大利亚红十字会雄心勃勃的终止核战争运动,还将使各方注意到红十字会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改善土著人群的不良健康状况。土著人在澳大利亚常常被忽视,他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比其他澳大利亚人平均要少20年。

温和的语气,响亮的声音

在艾丽斯斯普林斯市当晚,蒂克纳在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全国举行的多个公开会议中的一个,红十字会在这些会议上强调使用核武器造成的人道后果令人无法接受,并鼓励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如Facebook)积极表达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这将是一项长期的宣传活动,但蒂克纳希望“运动”能够在即将到来的代表会议上达成共识,对此类武器采取强硬立场。他强调,自1945年以来,“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就常常直言不讳。如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大部分工作一样,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项活动已不仅仅是一项公开的宣传活动,它已成为一种广泛开展的人道外交的一部分。这种人道外交旨在说服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从普通大众到议员和决策者—将社会的人道关切付诸行动。

不可否认,蒂克纳和2003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主席(2010年改称为“会长”)的布里斯班律师格雷格·维克里致力于增强国家红会的力量,在继续关注基层人才的同时,形成一个由国家委员会领导的全国性统一组织。

为将人道外交推向新高度,他们开展了一些大胆的工作,有时他们会通过生动的视觉表现手法来强调禁止酷刑、使用儿童兵的非法性等重大人道问题。譬如,在澳大利亚首都的街道上,红十字会摆放了儿童持机关枪的纸板图形,以引起人们对儿童兵问题的关注;用血色斑斑的白色椅子和头上罩着罩子、脖子上缠着绞索的假人来强调酷刑问题。

细细的红线

但是,蒂克纳和维克里称,为了避免这类活动被当成影响议会辩论的党派行动,活动的时机是经过慎重选择的。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国际法律和原则负责人海伦·德拉姆表示,上述活动的目标是使公众着重于谈论和分析其中所牵涉的国际人道法和人道问题,而非政治问题。

她首先承认:说出心中所想是人的本能。

“我常常会想:‘想象一下那种毫无顾忌、畅所欲言的自由’”,她说道。“我对我们的工作全心投入,充满热情,但我深知,红十字会需要一道界线。我们可以在工作中尽可能地发挥创造性、创新精神和激情,但我们始终遵循世界各地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都遵循的基本原则。”

通过遵循这些原则,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得以(并确实这样做了)在非公开的场合提出更具体的建议并表达其关切,还能够进入其他持公开批判态度的组织无法涉足的政府领域。这些人道外交官认为,这种工作方式意味着红十字会在维护和保护易受伤害人群的需要方面最有优势。

在蒂克纳看来,澳大利亚政府对批准禁止地雷公约的支持以及将一些寻求避难的妇女和儿童改为社区拘留的做法,都是红十字会的成功案例。最近,红十字会开展行动为这些申请难民地位的人在澳大利亚的几个城市提供住处和支持,这类活动与其一贯的监督作用以及不受限制地进入拘留场所的权利互为补充。红十字会的监督作用包括每季度就拘留条件撰写保密报告。

蒂克纳预计澳大利亚政府还将支持禁止集束弹药。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对该项目投入了大量精力,并进行了强有力的人道外交努力。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已向政府的相关委员会提交了一系列报告,并致信相关的部长,关于该问题的立法有望于今年提交联邦议会审议。

底 线

尽管澳大利亚有着一个活跃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在公正和中立等人道原则下公开主张改变现状时所触及的底线问题仍然存在一个敏感的价值判断”,提克纳说道。相反,“也有这样的时候,红十字会坚持遵循特定原则的承诺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此时我们有责任阐明自己的立场,而且在这类特定情况下,我们也许能够将底线推动的更远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当澳大利亚红十字会毫无争议地培训了约140名土著人在社区工作并处理土著居民暴力事件、健康和日常饮食等问题时,约翰·霍华德领导的上一届政府也请红十字会参加其对北领地的“干预”行动,根据这一政策,军队被派到偏远的土著居民社区打击虐待儿童行为,并实施关于酒类、色情淫秽行为的禁令,同时对土著居民使用社会福利金的方式加以限制。

现任政府还在持续进行这种干预。如果参与其中,就意味着红十字会不仅参加军队的行动,还接受本来应拨入土著居民个人银行账户的钱,这两种可能性都清楚地表明红十字会不应参加这种干预行动。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领域,”蒂克纳表示。“事实上,有人提出我们可以得到干预行动中扣留(直接从土著人的银行账户中扣除)的资金。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我们能够在符合原则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介入的领域。”在布里斯班,格雷格·维克里作了详细说明:

“我们不想让人们以为我们在参与对社区的强制性干预行动。我们认为这种干预的目的虽然无可厚非,但方法却不恰当。因此,我们没有直接参与……我们就说:‘不,听着,我们会自己在社区开展工作,但不会作为干预行动的一部分,我们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卷入政府的行动’。”

日益获得承认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人道领域的公众形象稳步提升,这意味着联邦、州和领地的政府越来越承认和号召民间社会发挥其一直具有的公共当局助手作用。例如,国家红会在今年昆士兰洪灾期间为家园被淹的人们提供避难所,这项规模庞大的后勤工作使它很快就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议会的实用政治气氛之下,游说活动需要所有政治派别的参与。尽管蒂克纳离开澳大利亚工党已有15年,维克里虽然曾是昆士兰州自由党副主席,也有20年不大过问政治了,但国家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前任澳大利亚首都地区首席部长凯特·卡内尔,她在自由党内有强大的关系网;曾任昆士兰州工党财务厅长的戴维·哈米尔,他仍与工党有联系。

有时候,需要说服政府在艰难的国际政治环境下采取行动。曾在联邦总检察长部担任高级律师并是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委员会长期成员(去年被任命为主席)的杰夫·斯基伦回忆起2001年和2002年时,由于当时乔治·W·布什任总统的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澳大利亚政府似乎不打算支持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在议会委员会提交了全面报告并出面说明,通过这些工作,澳大利亚最终还是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我相信,在说服(议会委员会)支持批准方面,红十字会的态度起到了推动作用,”斯基伦说。

非正式渠道

外交往往取决于基本的社交技巧——建立信任、遵守诺言、保守秘密。建立自己的关系网没有什么坏处,而且给朋友打电话往往是保持利益均衡的一环。

红十字会“议会之友”的共同召集人、昆士兰州工党联邦议员格雷厄姆·佩雷特称,非正式渠道十分关键:他可以随时给总检察长罗布·麦克莱兰或外交部长陆克文打电话,商讨红十字会迫切关注的问题。“陆克文就住在我的隔壁,我之所以进入议会,首先就是受到他的巨大影响,”佩雷特提到陆克文时这样说道,陆克文还是前任总理。

随着新挑战的出现,这些关系网将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到8月底为止,由总理朱莉娅·吉拉德领导的澳大利亚政府已连续几个月表示有意推进所谓的“马来西亚解决方案”,即,将800名新的寻求避难者送到马来西亚,作为交换,澳大利亚将安置4000名已经注册的难民。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威慑人口贩子和经水路来的新难民。

“ 我们已经私下提出了对该问题的主张,”维克里说。“我们(对澳大利亚政府)说明了我们的想法。但我们仍会为之努力……我们的人道责任是提供帮助,因为他们(寻求避难者)需要帮助,需要有人照顾他们。”

这一表态的基础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关于在澳大利亚寻求避难者的工作计划。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于8月31日以6比1的票数通过了限制澳大利亚政府将800名寻求避难者送到马来西亚的裁定之后,无论未来政府在离岸受理难民申请方面采取何种安排,红十字会都将继续为寻求避难者提供帮助。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将继续作为坚定的劝说者和人道外交官,维护这些脆弱旅客的利益。

史蒂夫 ·
史蒂夫·道是驻澳大利亚悉尼的自由撰稿人。


50年代英国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坠尘覆盖了亚米· 莱斯特所在的澳大利亚内陆社区,这位现已70岁的老人因此双目失明。
Photo: Central Australian Aboriginal Media Association

 

 

 

 

 

 

 


除了高级别的人道外交,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还在街头开展宣传活动。他们将这些真人大小的海报和其它纸板图形一起摆放在公共广场上,为其“即使是战争也有其规则”的活动做宣传。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人道外交团队: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蒂克纳和会长格雷格·维克里。
Photo: Sebastien Calmus/IFRC

 

 

 


 

“ 有时,红十字会坚持遵循特定原则的承诺具有至为关键的意义,此时我们有责任阐明自己的立场,而且在这类特定情况下,我们也许能将底线推动的更远一些。”
罗伯特·蒂克纳
澳大利亚红十字会
首席执行官

 

 

 

 

 

 


人道法教授兼顾问海伦·德拉姆。
Photo: Australian Red Cross

 

 

 

 

 

 


人道外交能够在确保国家红会独立性的同时,增强其在紧急事态中的辅助作用。图为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急救人员在林区大火波及的地区救治一名消防员,在2009年发生的这场林区大火中有210人丧生。
Photo: Rodney Dekker/Australian Red Cross

 

 

 

 

 

 

下一步工作

正如杜南在离开索尔费里诺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工作一样,“运动”在2011年法定会议后所作出的外交努力的成绩将由此后的岁月加以评定。

很多人说,有效的外交不仅仅是说服对方的能力,或“运动”的独特地位所赋予的接触对方的机会,或是与有权势者的关系。有效的外交意味着后续行动。

必须对做出的许诺和通过的决议进行持续的监督和引导,以确保全面充分的落实,并为未来改善和加强有关方面奠定基础。

后续行动的一项关键内容就是培养“运动”成员有效收集实地证据并进行分析和汇报的能力。很多人强调,“运动”所传达的信息与其能力是相称的,在这里能力指的是能够在行动中落实这种信息,并能够通过行动的具体成效使人信服。

“我们需要开发其它工具和手段,而非仅依靠关键信息和立场文件,”国际联合会驻联合国代表处主任米尔万·吉拉尼说。“我们要向政府提供内容详实的资料,以支持各国红会开展这种外交。”

这就意味着改进系统,以便能够迅速传递来自和发往实地的高质量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政府、媒体及国际和区域机构。

其他被问及人道外交问题的受访者也表示,“运动”需要的是更好地进行合作与协调,在整个“运动”的范围内严格将重心放在关键问题上,并更好地将人道外交与应急工作相结合。

“人道外交必须同紧急情况的初步评估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吉拉尼补充道,“这样我们才能开始解决问题(例如海关、准入、土地使用),从一开始直到局势恢复正常。”

 

 

 

返回页首

联系我们

制作人员

联系网管

2011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