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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目击者

 

记者是报道战争现实和弱势群体疾 苦的第一人。然而他们同时也是被攻击 的目标。人道工作者能做些什么才能保 护他们的安全——并让他们报道的事实 昭示天下?  

2012年5月24日下午早 些时候,电台记者 艾哈迈德· 阿斗·安 舍经过索马里摩加迪沙市杜哈克雷区的Suuq Bo’le集市时,被四名歹徒枪杀。有目击者称 歹徒随即驾驶摩托车迅速逃离现场。

安舍在头部和胸部受枪击后立即身亡, 是今年索马里第六名被害记者。如此下去, 2012年可能成为在索马里继2009年9名记者被 害后记者受害最多的一年。

“政治过渡时期针对记者的暴力会加 剧,”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说。他是一名索马 里自由撰稿人,同时是《纽约时报》战地特 派记者兼索马里国家记者工会(NUSOJ)的秘 书长。

“局势变得十分政治化时,各方都企图通 过威胁或杀害记者来操纵媒体,”他说,“而 且一些与政治派别无关的团伙也有可能参与 杀害。”

就像大多数在此地被袭击的记者一样,无 人知晓是谁杀害了安舍,而且很多此类案件都 无法侦破。根据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 资料,1992年以来,共有41名记者在索马里 被杀,索马里成为非洲大陆上媒体工作者最危 险的国家。

在当今冲突危险重重的前线,如安舍一样 的本地记者面临的风险最大。2011年以来利 比亚和叙利亚被害记者的统计显示,战地记者从一国奔赴另一国,面临着极端危险。然而协 助国际战地记者的当地记者、翻译、司机和媒 体工作者占遇害媒体工作者的大多数。

指导CPJ非洲行动的穆罕默德·基达指 出:“大多数遇害记者是报道当地情况的本地 记者。因为支持他们的机构很少,他们比国际 记者危险得多,而且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国家法 律制度并不健全”。

预期寿命

这种恐怖的氛围让目击证人不寒而栗,他 们本想为那些因冲突或动荡局势而惨遭厄运的 人道主义者作证。“我们的预期寿命是随时都 可能有危险的24小时。”索朗格·卢斯库如此 描述刚果金的局势,该国2006年以来有8名记 者被杀害。

新闻自由的倡导者卢斯库是刚果东部南基 伍省省会布卡武的一家独立报纸《最高法院》 的主编和发行人,该地区暴力猖獗。和许多记 者和新闻自由倡导者一样,卢斯库认为新闻自 由不仅对民主和人权重要,而且对有效的人道 应对也意义非凡。

“就好像新闻能促进民主一样,它还能促 进人道援助,”她说。“人道参与者需要新闻 界报道某地区急需人道干预的事实,或者报道 一个危险、悲惨的事件警醒大众——甚至告诉 民众人道主义者都做了哪些工作。

” 记者常常需要在人道团体的帮助下转移、 取得数据以及进入危险地区。卢斯库指出救援 机构同样需要记者。“在某些冲突局势中,我 们需要一个独立媒体来获得最原始、最可靠的 信息,”她补充道。“这还可以帮助人道工作 者指导和计划他们的人道干预。

” 来自CPJ的基达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人道团 体应当倡导保护记者的原因。基达还说道, 在诸如撒哈拉或非洲之角遭受干旱等自然灾 害的国家,媒体自由应当成为人道援助讨论的 一部分。

“如果一国政府为保护国家形象隐瞒危机 的严重程度,且操纵人道危机的真实数据,就 会影响人道应对。”他说。

人道责任?

鉴于此,对媒体而言,人道组织的角色和 责任是什么?解决武装冲突的法律是否充分保 护那些冒生命危险报道战争事实或其他紧急情 况的人们?

从引人注目的记者在阿富汗、哥伦比亚、 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叙利亚被杀害、被绑架事 件到日益增长的死亡人数(根据CPJ数据,到 2012年6月中旬,全球已有25名记者遇害), 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在最需要人道报道 的地方记者更容易被迫害。

事实上,1992年以来,CPJ记录了919起 记者在暴力冲突中遇害的事件。其中70%死于 谋杀,18%死于战斗交火,12%是在执行危险 任务时牺牲。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包括CPJ,无国界记 者组织和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都极力争取 媒体自由和加强对记者的保护。他们大都为记 者提供培训和指导,教他们如何在执行危险任 务时保证自身安全,并且公开惩戒和调查杀害 媒体工作者的事件。

新闻工作者佩戴标志?

一些新闻团体认为现在应该为新闻工作者 寻求更新的更有力的保护——甚至设计一个新 闻人专用的标志——并在国际人道法(IHL)中增 加此条款。

一月份的保护记者国际会议召开后,新闻 人标志倡议活动(PEC)副秘书长穆拉德·谢里夫 重申他所在的组织呼吁制定一个保护记者的新 国际公约。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一个确保全世界 媒体工作者受到公平待遇的公约,”谢里夫 说,他倡导该公约建立一个监督违法行为并惩 处袭击记者行为的体制。

谢里夫还指出,由于记者经常需要冒着危 险工作,在他们已享有《日内瓦公约》及其 附加议定书所提供的对平民的保护之外(见左 侧),还应给予他们特殊身份和保护。PEC成 立于2004年,该组织也认为记者佩戴专有标 志可以减少意外身亡的几率。

但是对出台新公约的呼声并不高。实际 上,许多支持媒体的团体和人道组织认为目前 需要的是更有效地实施现有法律,而不是增加 新法律。

对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而言,新公约在为记 者设立特殊地位或增加受保护的记者类别时又 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比如:为什么只是记者?许 多其它专业人士,比如环卫工程师、医疗人员都 在冲突中救死扶伤,他们的作用都很重要,那么 他们是否也需要特殊保护?此外,我们如何确定 “记者”的身份—在这个信息社会,普通民众 使用手机拍照发布信息,这样的人算不算记者?

《第一附加议定书》的作者们当时考虑了 诸多问题,并一致认为为记者提供特别保护地 位会削弱为所有平民提供的基本保护。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在制定1977《附加议定书》的一 系列讨论中指出:“要增加受特殊保护的人, 必然要增加保护标志,这会削弱每个被保护身 份已有的价值。”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直很认可媒体在揭露 战争残酷现实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保护记 者是该组织依据国际人道法更好地保护平民整 体战略的一部分。

为实施国际人道法制定的《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四年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督促各 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来保护记者。建议的措施 包括加强军队培训,加强法律补偿措施“以确 保……违法者不再逍遥法外”。

在《日内瓦公约》缔约国的军事和民事法 庭上常常有对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审判。因 此许多法律专家指出强化国内法律体系是防止 杀害记者的凶手逍遥法外的一个关键环节。 (见第一页)

战地求生

最根本的挑战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防止记 者被杀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因此为工作在危 险地带的记者提供各种服务。1985年以来,它为记者、新闻组织和遇到困难的记者家属开 通了热线电话。

该组织还代表陷入困境、被拘留、绑架或 受伤的记者进行人道干预。最近,红十字国际委 员以中立调停者的身份,与几个战争方就罗密 欧·朗格卢瓦在5月30号安全返回的问题进行了 周旋,罗密欧·朗格卢瓦是一名被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扣押的法国电视台24频道记者。

当记者在战斗中牺牲后,运动参与者会帮 忙找到并送回他们的遗体。例如,美国记者玛 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奇力克在2012 年2月叙利亚胡姆斯市的轰炸中牺牲,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和叙利亚阿拉伯红新月会共同将二 人的遗体送回。

此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一些国家红十 字会每年向记者提供一系列关于国际人道法 的培训课程,教授他们如何处理冲突中的具 体事件。

今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计划出版一套 新的视听培训工具。结合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员工的培训,该工具能帮助记者更好地记录他 们目击的事件,记录何时发生了违法或遵守法 律的行为,并帮助他们学习国际人道法如何保 护他们的安全。

管理记者热线和对记者进行国际人道法培 训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公共关系副主任多萝西 娅·克里米萨斯说:“这个想法并不是要把记 者训练成律师,而是帮助他们从复杂的国际人 道法里熟练地获取需要参考的信息。”

人道视角

资深记者塔尼亚·迈哈纳已经为黎巴嫩广 播电台报道过多次国际冲突,她指出此类培训 会对战时新闻报道产生直接和重要的影响。她 也参加过几期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国际人道法 和新闻报道培训班。

举例来说,在她报道阿富汗、伊拉克和黎 巴嫩的战争时,经常面对一些艰难的选择。其 中一个每次在冲突中都会出现的问题是某些武 器是如何被使用的——包括子母弹和燃烧剂 (如凝固汽油弹和白磷燃烧弹)。

迈哈纳说:“当你报道被禁用的武器或那 些只在特定情况下允许使用的武器时,这种信 息对新闻报道十分有用。”

“你做报道必须小心谨慎,必须明确战争 中是否使用了某些特殊的武器,因为你所报道 的一言一句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今后如果有 国际审判或法庭庭训,控方或被告会使用这些 新闻报道。”

这类培训对于在索马里等国家的记者来说 十分必要,索马里记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指 出,“这里的大多数记者都较年轻——薪水少 得甚至不够他们的日常开销。由于战争持续了 20年了,新闻学院或新闻机构都没有了。因 此索马里大部分记者不清楚国际法或《日内瓦 公约》在报道冲突中的能起到什么作用。”

易卜拉欣还说,提高职业标准和道德—— 培养记者的独立性以及不偏袒政治或冲突中任 一方的意识——是帮助记者在索马里成为一个 更安全的职业的另一举措。

易卜拉欣指出在诸如索马里这样的地方,无 论他们愿意与否,记者常常需要报道和国际人道 法有关的事件。更好地理解人道原则和新闻原则 不仅能够挽救记者的生命,还有利于记者揭露受 冲突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弱势群体的苦难生活。

易卜拉欣说:“在索马里旱灾时期,索马里的 记者们尽他们最大努力做了大量贡献。但是他们 还需在技巧上有所提高,这样他们就能知道如何 更好地在艰难而危险的人道局势中作报道。


J如果没有像法国摄影 师雷米·奥奇力克这样的 记者,世界上就没有重 要的人道主义事件的 新闻。在奥奇力克和美 国记者玛丽·科尔文于 今年2月在叙利亚胡姆 斯市遇害前,奥奇力克 报道了海地、刚果金和 利比亚的局势。图中是 奥奇力克2011年11月在 埃及开罗的内战中。 Photo: ©REUTERS/Julien de Rosa, courtesy www.alertnet.org

 

作 证

在战争或自然灾害中,记者和人道工作者任务 完全不同。记者作为事发的目击者,要把它告知天 下。人道工作者的任务是救助需要救助的人。

但是二者同时也是相辅相成。对于人道团体来 说,记者可以帮助那些最弱势的群体呼吁,他们的 报道能够激起国际和当地社会的反响。同时,人道 团体又常常为记者提供了报道所需的信息和通道。

不幸的是,记者和人道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都 冒着极大危险。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的冲突和埃 及以及突尼斯的内乱使2011年成为记者死亡人数最 多的一年。与此同时,在哥伦比亚、刚果金、伊拉 克或巴基斯坦等不安全或冲突地区,记者们即使是 对政治、经济、犯罪或自然灾害等平常事件报道时 也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今天,媒体的变化比战争还快。就如同小武器 和武装团体在增加,使用微博的人和平民记者也在 迅速增多。他们常常只用一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就 将国际媒体无法涉足的地区的图片直接发布在互联 网上。

在这个高科技和充满暴力的世界,报道人道 危机的记者在《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条款的框架 下,还需要更多的保护吗?在某种意义上,人道团 体有必要为记者代言,把他们看成弱势团体吗?

要获得更多关于冲突和自然灾害的信息,请访 问我们的网站www.redcross.int

 

“你做报道 必须小
心谨慎。 今后如
果有国际 审判或
法庭庭 训,控方
或被告会使用这
些新闻 报道。”

塔尼亚·迈哈纳
是黎巴 嫩广播公
司的记者和许 多
国际冲突的资深
战地 记者。

 


执行任务时丧身的大 多数记者都是本地记 者,他们是专门被攻击 的对象。此图为2011年 12月索马里记者在摩加 迪沙南部举行的葬礼 上,抬着他们的同事阿 布迪萨兰·舍科赫·哈桑 的遗体。 Photo: REUTERS/Ismail Taxta, courtesy www.alertnet.org

 

 

记者的笔记本

我是如何被保护的?
根据《日内瓦公约及其议定书》中《第一附加议定书》第79条, 记者如同平民百姓或非战斗员一样受到保护——只要他们不参与敌对 行动。他们从事危险工作的时候并不享有特殊保护权。然而,第79条 特别提到记者在战争时期享有平民百姓所享有的被保护权。军方的战 地记者被抓获时也按战俘对待。
受雇于武装力量的记者受保护吗? 作为军方的通讯员或受雇于军方某部门的记者被认为是战争中合 法的攻击对象,但他们被抓获后受到的是与士兵一样的保护。
灰色区域:我(记者)该不该选择随军?
记者也可以选择随军。这意味着参加了军队这个团体,并要遵守 军队的安全要求。随军记者在国际人道法中被当做平民来保护,除非 军方正式任命他们为战地记者,否则不受法律的特殊保护。另外,他 们所跟随的军队被认为是合法的军事目标。许多记者不选择随军,因 为随军会限制他们随处行走和独立报道的自由。

 

“在冲突局 势
中,我们需要
一个独立的媒
体 获得最原始
可靠 的信息。”

索朗格·卢斯库
是位于 刚果(金)
布卡武的一家独
立报纸《最高法院》
的主编。

 


Photo: Wendy Bashi/IPS

“不受欢迎的目击者”

本杂志向刚果东部的一家独立 报社《最高法院》的主编索朗格·卢 斯库提了三个问题。

你觉得本地记者比国际记 者面临更多危险吗?不是。我觉 得一旦到了一线,危险是一样的。 不管你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我们 都是在一线工作的记者。不过,我 确实记得离布卡武50公里的瓦伦古 地区一个叫卡尼奥拉的村庄——叛乱者就像宰杀山羊一样屠杀那里的男女 老少——虽然他们不敢那样对待国际记者,但我的报道记录还是被他们销 毁了。

你觉得受到了战争法的保护吗?没有。刚果东部的军阀和战斗员 对战争法毫无所知。他们手中一旦有了武器,就会肆意地射击,不管对象和 时间。此外,他们认为记者是碍手碍脚的人,还不如干脆干掉他们。

你认为对记者的保护可以加强吗?是的。保护记者是当务之急, 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唤醒人们对事实的认识。战火之下,记者们不知道如何保 护自己。有必要给记者提供加强自身安全的培训。

 

“由于战争持续了
20年,新闻学院
或新闻机构都没
有了。因此索马
里大部分记者不
清楚国际法或
《日内瓦公 约》
在报道冲突 中
的作用。”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
是驻 摩加迪沙的
《纽约时报》 战地
记者兼自由记者


一次大屠杀后的唯一幸存者找到了自家房屋的废墟(1995年秋波斯尼亚军队从塞尔维亚军队手中夺回了他所在的村庄),他就像是站在一个埋葬了69个人(包括他的家属)的巨大坟墓上。
Photo: ©Ron Haviv/VII

 


2011年,包括罗恩·哈维夫在内的记者在的黎波里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多具尸体,看起来那里发生过屠杀。Photo: ©Ron Haviv/VII

战争罪行的目击者

罗恩·哈维夫等摄影记者提供的照片为无声的人们表达了心声,并成为了强有力的证据。哈维夫1992年在波斯尼亚随塞尔维亚准军方力量报道时,记录了波斯尼亚平民被处决的情况,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种族灭绝”的事件。最近在刚果,他记录了军方如何赶走平民,限制食品和医药运送的事件。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哈维夫谈到记者如何才能揭露违反人道法的行为。

当你目击一次惨案时, 比如杀人,你脑海中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我如何才能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通常在某些地方,我本人就能阻止这类事情,因为我是目击者,还是个外地人。
但是也有出乎我意料的事。有几次我亲眼目睹了杀戮,但我无能为力。他们不许我拍照,所以就没有任何证据。因此我发誓如果再遇到类似情况,就算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也要留下一些照片作证。这样,至少那些人没有白白死去。
关于杀戮的照片有没有什么影响?
萨拉热窝的第一声枪响前,很多杂
志刊登了有关杀戮的照片。我确信这就是人们所谈论的种族灭绝的证据,而且国际社会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起初,照片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它们被波斯尼亚作为怂恿人们加入他们一方的宣传照片。最后,在起诉参与前南斯拉夫战争的人员的罪行时,海牙国际法庭使用了这些照片。
你最近报道了利比亚战争,你和其他人在的黎波里一家医院拍摄的一组震撼人心的照片可以证明人们在那里被捆绑并被杀害。
卡扎菲的拥护者处决了反叛者,但同时很明显他们也被反叛者所处决。遇到这种情形,最重要的是要先揭露它,然后其他组织才知道他们应当去哪里进行调查。人们需要了解整个过程都发生了什么,才有可能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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