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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Nick Danziger

“我们可能已经死了”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成立150年后,“运动”在阿富汗所开展的工作可以说在诸多方面都象征着今天人道主义者的成就和挑战。摄影记者尼克·丹齐格报导阿富汗冲突已有30年的经验,我们让他重返阿富汗,询问人们在21世纪的战场和灾区“防止和减轻人类苦难”的含义。

2001年9月11日的前不久,位于阿富汗偏远北方的哈扎巴格村遭到了塔利班的袭击。当时,夸莱姆与村里的许多村民一样,正在棉田和麦地里劳作。村子里一片恐慌,夸莱姆(右图)没有找齐自己的5个孩子。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要挽救已经和她在一起的几个儿子的性命,而不再寻找其余的孩子了,以免全家人都死于轰炸中。

“我知道危险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就象在邻村发生的一样”,夸莱姆说。她和她的孩子们走了两天三夜,饥寒交迫,终于找到了位于科嘉巴乌丁的流离失所者营地。正是在这个营地,夸莱姆第一次听说阿富汗红新月会、ICRC和诸如无国界医生等其他人道组织。这些组织给他们提供了毛毯、肥皂、防水帆布、糖和食物。夸莱姆回忆说:“如果没有ICRC的帮助,我可能已经饿死了”。

这也是夸莱姆第一次邂逅人道组织,并且了解到平民在国际法下应该享有的权利。她说,“我过去不知道还有保护没有参加敌对行动的平民的法律。”

“在营地,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我学习了卫生课程。我成为了卫生方面的培训师……既然我已经回到家乡,那就继续做同样的工作,这是我的公共责任。”

在我于科嘉巴乌丁难民营初次遇到夸莱姆的11年后,她在2001年那个晚上孤注一掷、逃离家园的故事仍然让我无法释怀。就在几个月前,我再次见到了她,这次会面让我感受到杜南的愿景如何继续挽救和改变着人们的命运。

事实上,许多在阿富汗接受了帮助的人已经具备了帮助他人的精力和技能,无论他们是朋友、邻居还是陌生人。上万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们的食宿有了着落,通过红十字通信得到了家人的消息,或者在被羁押期间倾诉了自己的遭遇。他们喝上了干净的水,或者因为装上了假肢而能更方便的行走和工作。

但是,尽管有了上述成就,挑战依然严峻。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多样化的人道领域并没有其所需的所有答案、资源和途径以缓解根本性的贫穷和暴力。卫生和援助工作者面临安全威胁,人道工作有时会与政治目的混为一谈。尽管“运动”在全球开展工作,但许多战斗员和平民对ICRC、人道法或红十字、红新月标志还是一无所知。在150年的历程里,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我们经历了许多。但令人难过的是,我们的所见所闻在许多方面仍然与杜南在索尔费里诺战场上目睹的颇为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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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Afghanistan series.

 

Timeline

150年人道行动

19世纪50年代: 开展有组织的国际人道行动的条件成熟了。随着对囚犯和精神病人的困境有了更多认识,“运动”加强了反对奴役的行动。军队正在制定更好的医疗制度以适用于武装冲突,尽管与医疗知识的进步相比,这些制度尚显不足。医疗界的领军人物倡导新的体系,包括为战伤人员提供救治的志愿者网络。关于战时受伤士兵境遇的新闻报道令公众震惊,并使一些政府蒙羞而不得不采取行动。


©ICRC archives

1854年11月:佛洛伦斯·南丁格尔与38名来自英国的护士来到土耳其,照顾在克里米亚受伤的士兵。尽管战地医院的条件十分恶劣,但志愿护士人员起初并没有受到军队医务人员的欢迎。受伤的士兵在拥挤、肮脏、没有毛毯的病房里受苦。许多人死于伤寒、霍乱和痢疾。

1859年6月24日:法国
和撒丁王国的军队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尔费里诺村庄附近作战。瑞士商人亨利·杜南目睹了血腥的战后景象,协助组织了援助伤员的行动,回到日内瓦后,他仍深受触动,遂立志于改善战地伤员的境况。


©ICRC archives

1861年:克拉拉·巴顿成为美国内战爆发后华盛顿医院的首批志愿者之一。她后来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起人亨利·杜南和古斯塔夫·莫瓦尼埃的重要伙伴,并成立了美国红十字会。


©ICRC archives

1862年:杜南自费出版了1600本《索尔费里诺回忆录》,并开始了广泛游说工作,为其成立战时救护伤兵的国际组织这一想法争取支持。

1863年2月17日:“战时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即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前身。

1863年11月:第一个国家红十字会在斯图加特(符腾堡王国)宣告成立。符腾堡红十字会于1921年成为德国红十字会的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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