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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

 

抗击种族灭绝罪的意愿

 

发生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已经二十年了,对这次恐怖事件的记忆仍旧震撼着人类共同的良知,并坚定着我们的承诺:与这起滔天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做抗争。卢旺达种族灭绝与犹太人大屠杀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一道,成为人类集体认定种族灭绝罪不能且决不能免受处罚的过程中一部分。

这些令人憎恶的事件突出了拉斐尔·莱姆金 (Raphael Lemkin) 先驱性的工作和持久努力的重要性*:他促使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通过,以及对人道承诺的法典化。此举既阻止种族灭绝罪行,又责成犯罪者为他们的罪行负责。

卢旺达大屠杀为历史所遗留的教训不仅建立在将近一百万逝去的生命以及国际社会不作为的背叛行为上,也在于它如何影响着国际人道法的发展、防止暴行以及为受害者取得公理。这次周年纪念是一个怀念那些逝去的生命并批判地审视这场灾难带来的教训的时机。

卢旺达大屠杀的恐怖事件迫使国际社会从根本上思考如何使《灭绝种族罪公约》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再次确认了在世界范围内所取得的统一意见,即这种性质和规模的罪行不可以免受处罚。种族灭绝大屠杀是政治上摇摆不定和不作为的危险的最鲜明体现。如今,采取行动防止种族灭绝不再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更是一个实施强制性规范的国际法律义务。

1994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设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作为对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直接应对。然而,政治上的摇摆所导致的种族灭绝罪行的发生使人们得到更深的教训,从而为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庭奠定了基础,恰如起初在《灭绝种族罪公约》中设想的一样,最终产生了国际刑事法院 (ICC)。

《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对种族灭绝罪的定义被一字不改地收录到《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六条中,赋予了ICC裁定这起严重罪行事件的能力。法院使各国打击种族灭绝、促进调查以及起诉犯罪嫌疑人的义务生效。卢旺达国际刑庭和ICC代表了问责制的新纪元,那里应该没有种族灭绝的避难所,也没有那些侵犯生命之流的庇护所。

卢旺达国际刑庭的判例法在国际刑法的很多领域都具有启发意义,尤其是种族灭绝。例如,卢旺达种族灭绝大屠杀涉及了针对妇女的无以言表的暴行。在法律上对于强奸和其它形式的性暴力的定义及其如何被当成战争武器并被控为罪行方面发生了飞跃。卢旺达刑庭于1998年9月2日对阿卡耶苏案件 (Akayesu case) 作出一个开创性的判决,即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认定当强奸被用于全部或者局部消灭某一国民、民族、种族或者宗教团体时,即成为种族灭绝的工具。

卢旺达刑庭在与种族灭绝有罪不罚现象进行抗争以及为受害者寻求正义的进程中有了重大进展。ICC作为一个常设司法机制,继承了这笔遗产并积聚了巨大潜力。对于ICC以及所有此类国际司法机构来说,国家间合作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即使如今有了丰富且综合性强的国际人道法和刑法;有独立的具有管辖权的国际机构应用这些法律,执行部门是确保完全、及时、并系统地实施法规的关键。

如果司法判决无法执行;如果嫌疑人不明白要在法庭上面对正义;如果可用资源不足;如果在保护受害者和证人方面没有尽全力;如果其它形式合作的要求没有被遵行,那么既不会真正得到正义,连貌似的正义都得不到。对于ICC来说,其成员国必须保持警惕,以持守载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基本价值,并强有力地维护条约的目的和意图。俗话说,一加一大于二。这对新兴的国际刑事司法系统尤其适用,这当中国家间合作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命脉。

当我们回忆卢旺达带给人们的恐惧并怀念其受害者时,我们再次坚定不移地恪守防止大规模暴行的承诺,并期盼“永不重演”。我们也提醒自己防止种族灭绝罪是整个人类共同的事业和挑战。ICC将责无旁贷地完成其职责。

作者:法图 · 本 · 苏达 (Fatou Bensouda)国际刑事法院检察长、冈比亚共和国前总法律顾问、司法部长

*拉斐尔·莱姆金因其反对种族灭绝罪的著作而闻名。种族灭绝罪这词是他于1944年自创的,其定义是“毁灭某一国民或民族”。

 

Photo: ©REUTERS/Luc Gn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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