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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
三个女人的故事

 

自1991年格鲁吉亚获得独立以来,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的分离主张导致局势紧张,成千上万的家庭被生生拆散,被迫背井离乡。以下三个女人的辛酸遭遇成为人们所承受苦难的明证。

 

加琳娜(Galina)

房屋被火海吞噬。加琳娜幸运逃生。尽管惊恐万分,她还是不顾一切地想回到仍在燃烧的房屋里救出一些属于过去的记忆,哪怕是几张纸,几张照片。这些物品承载着她从1969年至1992-1993年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在阿布哈兹幸福生活的记忆。周围的人拉着她,不让她回去。她挣扎着、哭泣着,直到房屋的四壁坍塌,她曾拥有的一切都化为灰烬。

加琳娜开始了新的生活。她对以前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人们把她带到苏呼米(Sukhumi)郊区的一间小房子,让她住在那儿,并对她说:“这里的主人已经逃走了,不过如果他们回来了,你就离开这里。”这座房子有个花园,里面有果树、一块菜地和几丛花儿。每当听到飞机或炸弹爆炸的声音,她都会陷入恐慌。

战争一结束,加琳娜的记忆开始恢复,但仍是些混乱的记忆碎片。她被医生诊断出精神紧张、休克、抑郁和部分失忆。加琳娜知道战争毁掉了她的生活。她在苏呼米荒废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地游荡,徒劳地寻找着熟悉的面孔,并帮人做家务来糊口。但她追寻过往残片的努力最终都徒劳无功。

巧的是,加琳娜在哈萨克斯坦还有亲人,她曾在那里长大、上学和结婚。1969年,年轻的加琳娜夫妇搬到了阿布哈兹。加琳娜的丈夫是建筑工人,在因古里河(Inguri River)岸边参加建设一个水电站。他们生活在普里莫尔斯科耶(Primmorskoye)镇上。加琳娜在一家产业化家禽养殖场找到了工作。1985年他们搬到了苏呼米,但好景不长,她的丈夫只身返回了哈萨克斯坦。他们的三个女儿伊拉(Ira)、瓦莉娅(Valia)与塔尼娅(Tania)长大后,也都离开这里去哈萨克斯坦投奔父亲并在那里求学。让加琳娜感到高兴的是女儿在那儿有机会接受教育。当然,她也会感到孤单,但在这里她有自己的工作、邻居和朋友。之后,战争爆发了,恐惧随之而来—她的房子也被烧毁了。

不久前,一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女工作人员敲开了她现在住处的门,问道:“您是加琳娜·拉赫曼诺娃(Galina Rakhmanova)吗?您的家人在找您。”从1992年8月以来,她的孩子、母亲、姐妹一直在积极寻找她,并向哈萨克斯坦红新月会提交了寻人申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阿布哈兹任务团的利阿娜·阿比季娃(Liana Abidzva)一步步证实了这位住在杂草丛生的小屋里的老人确是他们要找的人。加琳娜与家人通了电话后,便通过红十字会通信与他们交流近况。她得到了一份出生证(已毁于大火)的复印件,终于获准返回哈萨克斯坦,与家人团聚,找回那些丢失的记忆。

利利阿娜·雅科夫列娃(Liliana Jakovleva)
利利阿娜·雅科夫列娃是苏呼米的一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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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芭(Liuba)


47岁的柳芭这样说:“谁也不知道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冲突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又有多少人的梦因此而破灭。” 她逃到有军队驻扎的小镇塞纳基(Senaki),在那儿躲避暴力冲突局势。她伤心地补充道:“在这之前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柳芭一家对战争的恐怖并不陌生。她的丈夫曾在阿布哈兹古米斯塔(Gumista)村附近参加战斗还受过伤。她含着泪说:“我们拖着三个孩子奇迹般地逃到了第比利斯。最小的孩子才2岁。我们原指望灾难会很快结束,但不幸却接踵而至,13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丈夫死时,就剩下了我们孤儿寡母。我甚至都没钱安葬他,好在一些好心的士兵帮了我。”

“我只能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现在圭加(Guiga)已经21岁了。他是个拳击手,天生是当运动员的料。他参加过好几次欧洲比赛,曾加入他所就读大学的拳击队。他是个好学生,在学习和体育方面都得过很多奖。现在他结了婚,住在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军方的合同工人。我的儿媳出生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她是学医的。有时我穷得都不想活了,但一看到孩子,就想起我们经历过的困难。我就让自己振作起来,重新发现生活的乐趣。”

“我的二儿子大卫在上中学,他说他只娶苏呼米的女孩。我信上帝,指望他的帮助。这场战争打得莫名其妙。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在邮局工作,那儿的职员来自许多民族,但我们是个紧密的团队。明天是星期四,红十字通信要到了。上周,我写了一封,现在正盼着回信,这样我就不用担惊受怕地过上一周了。”

叶卡·明乔拉亚(Eka Minjor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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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莲京娜(Valentina)


来自阿布哈兹的瓦莲京娜与她的家人分离,现住在塞纳基。过去的生活对她就像一个遥远的梦。对于无数逃离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冲突来到明格列里亚(Mingrelia)与上斯万奈提(Upper Svanetia)地区不同村庄居住的人来说,生活确实艰难困顿。

瓦莲京娜曾在苏呼米作过缝纫女工,她说:“过去收成好时,我们能收12吨柑橘和1吨烟叶。一头奶牛足有1吨多重,每天产20升奶。我们做很多奶酪。我做婚纱一个月就挣100到150卢布。我在厂里工作了25年,和所有的同事都处得很好。战争爆发时,我们以为三天就会结束。唉,13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回不了家。我女儿那时才4岁。苏呼米炮火连天,我们只得逃离家园,丢下所有的财物。当时我们只能徒步穿过楚倍里-萨凯尼(Chuberi-Sakeni)关卡。在路上,我父母和兄弟都被抓起来了。”

“在塞纳基,我们被安置在一个废弃宾馆的两个房间内。红十字为我们提供了床垫和家庭用品,后来又给了我一台缝纫机,这样我就能通过帮人做衣服来换取糖、面包、西红柿和其它食物。现在我靠卖旧衣服糊口,因为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不能再做针线活了。”

“我通过红十字通信与在阿布哈兹的兄弟保持联系。尽管房子被烧毁了,我的父母还住在那儿。”

“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没有责任,但却深受其苦。人们说时间是愈伤良药。我以此安慰自己。”

叶卡·明乔拉亚
叶卡·明乔拉亚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格鲁吉亚,祖格迪迪(Zugdidi)的一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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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993战争后,苏呼米的很多建筑都千疮百孔。© VLADIMIR POPOV / I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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