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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红新月会:

从过去到现在

 

土耳其红新月会拥有近120万名志愿者,有能力应对多种灾难,其在土耳其及世界各地的行动正得到不断的发展。

 

正如在大约50年前父亲艾哈迈德·安迪琴(Ahmet Andicen)所做的那样,梅姆努内·安迪琴(Memnune Andicen)志愿到土耳其红新月会(在土耳其被称为‘克孜拉伊’(Kizilay))做献血的推广工作。她说:“我们一家人对‘克孜拉伊’都有一种强烈的、发自内心的亲近感。”

追随父亲的足迹,安迪琴也成为了“克孜拉伊” 的一名定期献血者,为年老体弱和生活贫困的人提供帮助,并为国家红会筹款。

安迪琴的父亲同其他成员一起在1957年建立了第一个“克孜拉伊”血液中心,他也是土耳其一个破纪录的献血者,献血次数超过175次。

如今,正值土耳其红新月会筹划成为土耳其唯一的血液采集和供应机构之际,六十出头的安迪琴参加了“克孜拉伊”的培训,以将父亲积累的如何鼓励人们献血的知识和技巧传授给下一代。她的侄子是家里的第三代志愿者,也是土耳其红会的定期献血者。

安迪琴一家与土耳其红新月会的发展史紧密相连,但她家并不是唯一同“克孜拉伊”有这种联系的家庭。巴伊拉姆·塞尔维(Bayram Selvi)是“克孜拉伊”外联部的一位专家,他讲述了20世纪初自己的曾祖父和他的姐妹们因战乱逃离巴尔干(Balkans)刚到土耳其时接受“克孜拉伊”援助的事情。

“每个移民家庭都得到了‘克孜拉伊’的援助,包括在营地里提供的临时居所、热饭菜和衣物。作为回报,‘克孜拉伊’也赢得了受帮助者的热爱。”在土耳其定居后,塞尔维一家成为定期献血者,以此来支持该国红会的工作。

提到自己在“克孜拉伊”的工作热情时,他说,除了家庭历史的原因,还因为“靠我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帮助一个或最多两三个人。但是在“克孜拉伊”工作,我可以为几千、有时甚至是几万急需帮助的人提供帮助。”

“克孜拉伊”拥有成千上万名向国内外困窘之人伸出援助之手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献血者,安迪琴和塞尔维只是其中的两位。除了血液服务,土耳其红新月会的传统服务还包括卫生与医疗,人为灾难和自然灾害的防控以及为老年人、孤儿、贫困人群和青少年提供援助等。

“克孜拉伊”现有250个分支活跃在全国各地,提供各种服务并准备在2007年底前将其血液中心由54个发展到81个。

厄梅尔·塔什勒(Omer Tasli)总干事说:“‘克孜拉伊’之所以能成为一个著名的国家红会,是因为‘克孜拉伊’的每个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献血者的价值取向、文化和信仰都同我们的工作原则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原则保持一致。”

善于应对挑战

回顾“克孜拉伊”19世纪以来的历史,泰金·屈曲卡利(Tekin Kucukali)会长说:“‘克孜拉伊’总是在困难面前愈挫愈强。” 撼动土耳其红会最近的一次危机是在1999年,那年土耳其西北部发生了两次大地震,数以千计的人丧生,另有几万人状况危急。

国内媒体和公众纷纷指责其无力应对灾难后果,面对尖锐的批评,“克孜拉伊”在国际联合会和各国红会的帮助下赈济地震灾民,并启动了重组与能力建设的进程。

如今,由于拥有七个地区性救灾和后勤中心,官员们能够保证该国红新月会在灾难发生后两个小时内到达受灾地区。由于有了新的卫星通讯系统,土耳其红新月会同其在国内外开展行动的一线工作组之间的联络也不存在问题了。

最后,为切实满足各种需求,“克孜拉伊”重新组织和规范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储备,并对其进行定期补充。在这个地震多发国家除了应对几乎每天发生的微震,它还开始应对洪灾、乡村火灾和雪崩等灾难。现在,土耳其红新月会还经营自己的帐篷厂,该厂可以在大规模灾难时满足25万人对紧急避难所和食物的需求。

随着其灾难防控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全新公共形象的树立,“克孜拉伊”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公共捐赠,并将目光转向了国际行动。以2003年对伊朗巴姆(Bam)地震的救济行动为起点,“克孜拉伊”先后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以及2006年黎巴嫩战争中开展应对行动。此外,“克孜拉伊”自2003年以来在巴勒斯坦领土、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巴尔干地区以及2006年起在苏丹等地持续开展行动。现在它正加强与伊拉克红新月会的合作。

“克孜拉伊”会长屈曲卡利说明了他们在国内外如何将社会心理方法融入了救灾机制。他说:“我们让受灾难影响的人尽可能多地参与我们的活动,让他们通过帮助他人实现自力更生。”土耳其红新月会还在受灾地完成所有采购,希望以此来刺激当地经济的恢复。

“克孜拉伊”向国际行动的日益倾斜受到土耳其媒体的关注,引发了对土耳其红会能否在国内提供足够服务的质疑。“克孜拉伊”的工作人员驳斥了这种质疑。一些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没有公众支持,土耳其国家红会就不会有用于国际行动的资金。还有工作人员指出,将土耳其红会现有的工作能力闲置起来并不符合人道工作的原则。

土耳其红新月会认识到人道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需要有训练有素、高度胜任的工作人员。要迎接未来的挑战,就要完成其重组与发展分支的进程,并进行能力建设,以应对环境问题和全球变暖等新出现的威胁。

 

 


这些学生来自一个覆盖全国的献血者网络。
©AHMET ORS / 土耳其红新月会

 

 


土耳其红新月会在达尔富尔的一线医院。
©AHMET ORS / 土耳其红新月会

 

 


土耳其红新月会会长泰金·屈曲卡利。
©AHMET ORS / 土耳其红新月会

 

红新月的先驱


土耳其红新月会在19世纪下半叶发起使用红新月标志,为其它红新月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土耳其红会也因此广为人知。


1868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知奥斯曼红会成立,当时注册为红十字会。然而,该红会直到1876-1878年俄罗斯-奥斯曼战争期间才开始运作,而这之前该组织的存在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这时奥斯曼红会才开始使用红新月作为其识别性和保护性标志。1929年,该标志在一次外交会议上得到《日内瓦公约》的承认。


“克孜拉伊”外联部的巴伊拉姆·塞尔维正在攻读土耳其红新月历史的硕士学位,他说:“有趣的是,在当时所谓的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即今天的黎巴嫩、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半岛、巴尔干和其它一些地区),奥斯曼红新月会分会是后来这些地区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萌芽。”


在1897年希土战争期间,土耳其红新月会前身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志愿者们。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埃利夫·于纳尔·阿尔斯兰(Elif ünal Arslan)
埃利夫·于纳尔·阿尔斯兰是国际联合会驻安卡拉的传播、交流、推广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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