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杂志首页

越过边境

 

由于边境关闭和移民日益被列为非法,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努力对迁移者的人道需求给予不分法律地位的“无差别应对”,并在艰险的征途中向他们提供援助。  

“我是一个女人,与其他女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梦想。”20岁的几内亚人鲁吉说,“我以前是个学生,抛开一切出来闯荡,甚至不惜离开我的两个孩子——3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

鲁吉现住在摩洛哥。她离开自己在几内亚的村庄,穿过马里、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最后在摩洛哥城市乌季达安顿下来。乌季达位于摩洛哥东部边境,与阿尔及利亚接壤。如今她仍然在这里寻找工作,努力学习当地语言和适应环境。

“我外出闯荡的准备是在短时间内做出的。”她说,“生存很不容易。我现在仍然没有工作,没钱养活自己。还有与别人沟通问题,我谁也听不懂,没有人可以说话。”

在今天这个流动性不断增强的世界上,像鲁吉这样的迁移者有数百万,越来越多的人因遭遇穷困、战争、干旱或饥荒而外出流亡,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常常不惜以高昂的代价走危险的路线偷渡,从而面临拘禁或长时间等待法律裁决。他们还可能在新居住地受到排斥和歧视,很多人甚至被强行遣返或从距离最近的边境被送回。

迁移者的真实故事颠覆了许多目的国对迁移者持有的惯常印象。在这些国家, 移民问题常常被媒体作为单个一次性事件来描述,而且通常发生在边境——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截获一艘小船;迁移者争着涌上加那利群岛的陆地;农场工人们挤在一辆货车上,在得克萨斯炙热的太阳下被闷得透不过气来。

但对迁移者本人来说,在艰难的常常仿佛漫无尽头的迁徙途中,这些事只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夸梅•阿巴林就是一个例子。夸梅是科特迪瓦人,她的迁移旅程开始于五年前,那时她15岁,因发生战争逃离科特迪瓦。她先是在马里呆了两年,然后在毛里塔尼亚呆了三年,后来在摩洛哥安顿下来。“在我们国家,我的生活一点也不稳定,也得不到一点关怀。”她说起自己的少年时代时讲道,“我的妈妈在战争中死了,兄弟姐妹们都去了马里。”

“九一一”事件后安全控制更加严格,2008年又发生了金融危机,这种政治和经济环境使迁移者的旅程比以往更加危险。“由于公共舆论和金融危机,目的国对移入民越来越严格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移民问题专家让-克里斯托夫•桑多表示,“但这并没有使试图前往富裕国家的迁移者减少,反而使他们为去目的国冒更大的风险。”

在西非,乘小船去加那利群岛的迁移者为避免受到欧盟外部边境管理机构的海上巡逻队拦截,要从很远的深海上绕道。欧盟外部边境管理机构是一支执行欧盟外部边境保卫任务的安全力量。

桑多说:“人们还取道越来越危险的沙漠路线。”例如,在马里北部与阿尔及利亚边界附近的偏远小镇廷扎瓦滕,每个月都有上千名来自西非各个国家的迁移者从这里经过,有的是往北去,其他人则是被从阿尔及利亚送回。这些人常常痛苦不堪,身陷困境。马里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他们提供住所、食物和医疗服务,运送他们离开不安全的边境地区,或提供电话让他们与家人联系。

新目的国

这些真实故事还证明欧洲和美国常有的一种观点——迁移只是一个南北问题——是错误的。实际上,从南部国家向高收入北部国家的迁移只占世界总迁移数的三分之一。

中东和海湾国家就是南南迁移的最好例证。在也门,每年都有大批来自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迁移者的尸体涌上亚丁湾的海岸。在迁移途中,他们乘坐的船只常常因为超载而倾覆,或受到海盗袭击。有几次,当海岸警卫队的船拦截人口走私者时,他们被推下水。迁移者来到阿拉伯半岛逃避战乱或寻找工作,这里成为从西非国家到菲律宾等国外出寻找工作者的目的地。

在南太平洋,澳大利亚吸引着来自遥远的阿富汗、布隆迪、缅甸、斯里兰卡和前南斯拉夫等国的迁移者。迁移者的旅程可能会耗时数年,他们有的可能中途就留在了途经的十几个国家中的一个。被安排在移民营里的时候,许多人获得难民地位。在艰难的海上旅途中九死一生的迁移者,可能被安置到圣诞岛上的移民拘留中心。圣诞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南部的印度洋,是澳大利亚的海外领地。

同时,那些传统上的中转国如今日益成为目的国。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担心迁移者问题,加强了执法行动,这就意味着更多的迁移者要在墨西哥、马里、摩洛哥或印度尼西亚等国滞留更长的时间。

对于国家红会来说,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为迁移者提供援助的同时,既不疏远东道社区也不在迁移者被强行驱逐或拘留过程中成为(或被迁移者认为)当事国的代理人。

国家红会为迁移者提供食物、住所和医疗服务,在拘留场所为他们提供各种保护服务,并帮助他们在居住地熟悉新环境。

例如,西班牙红十字会最近开始为马德里一个拘留场所的迁移者提供健康服务、社会心理支持和各种保护,并(与合作伙伴们一起)帮助开办了14个住宿中心,新到来的迁移者可以在这里住最长六个月。西班牙红十字会还通过各种活动,努力消除当地人对迁移者的憎恶或恐惧,帮助迁移者熟悉新的社会环境,为不断增加的由失业农场工人组建的定居点提供救助。

在北非,国家红会的重点还有帮助迁移者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如失业、贫困、歧视和在容留社区受排斥。

“移民问题在许多北非国家一直被作为安全问题看待。”国际联合会北非地区办事处主任安•勒克莱尔说,“民间团体在处理移民问题上角色不明,它们(包括国家红会)指望与地方当局澄清它们的角色,以使它们可以针对迁移导致的社会脆弱提供有效服务。”

摩洛哥红新月会和突尼斯红新月会在为迁移者提供各种具体服务——提供交通工具、帮助熟悉环境、安排各种课程、联系容留社区——的同时,还在国际联合会的支持和欧盟的资助下发起了一项活动(名为“共同的人道,你我的行动”),目的是在东道社区提高对移民问题的认识和改变对移民的态度。

摩洛哥移民问题研究会配合这项活动进行了一项为期两年的研究。研究发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迁移者感到在摩洛哥被边缘化,他们觉得摩洛哥人对迁移者不友好。然而,相比之下,有86%的与迁移者有交往的摩洛哥人认为摩洛哥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迁移者并没有种族歧视。

鲁吉和夸梅的故事只是迁移者努力缩小文化差别的一个缩影。她们的故事与其他一些迁移者的故事一起被写进了一本关于摩洛哥和西非烹饪法的烹饪书里。这本书出版时,适逢一个社区厨艺活动正在举行。在这项活动中,摩洛哥妇女与移民妇女一起烹饪,交流厨艺,共同进餐。今后两年,“共同的人道,你我的行动”活动可望扩展到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

区域性解决方法

但是,事情并非就此停止。欧洲、西非和北非等地区的有关国家红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国际联合会一起,拟开发一套更加系统化的区域性解决方法,在迁移这个跨国界问题上建立双边性和区域性的合作与信息共享。

这就是5月份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区域会议的一个目的。来自西非(科特迪瓦、冈比亚、马里、尼日尔和塞内加尔)、北非(利比亚、摩洛哥和突尼斯)和欧洲(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家红会参加了这次会议。北非地区的国家红会已然面临贫困、冲突、沙漠化、干旱和疾病等问题,如今又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处理不断加剧的移民问题。有些地方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比如在廷扎瓦滕,迁移者常常被困在极其危险的沙漠中。

“看不出阿尔及利亚边界的这些驱逐行为会很快停止。”马里红十字会的马马杜•特拉奥雷说,“因此需要寻找一种适当的区域性解决方法,来应对迁移者在这个不友善地区的特别需求。”

国家红会、国际联合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提供从基本急救到重建家庭联系的各种应急服务,但这还不够。在塞内加尔与毛里塔尼亚交界附近的边境小城罗索,塞内加尔红十字会与西班牙红十字会合作,一起为被毛里塔尼亚驱逐出境的迁移者提供基本援助。塞内加尔红十字会的易卜拉希马•法勒说:“这些援助都是紧急提供的,因为在这里接待的迁移者停留时间都不会超过四五个小时,关键是要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需要进行的应对有很多,这只是其中几个。但是,由于资金不足,而且有许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因此,要进一步寻找更多的协调一致的、可持续的区域性解决方法,这个地区的国家红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审慎行事

达喀尔会议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红会必须审慎行使职责,公正地、不分法律地位地向身处困境的迁移者提供援助,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履行作为国家当局助手的角色。

有时,驱除国在驱逐迁移者过程中要求国家红会提供援助,使国家红会面临一种棘手的道德与政治选择。2010年6月,国际联合会发布了一个意见函,告诫要“防止被认为支持强制性行动,国家红会一般应避免在遣返行动中提供援助”。

意见函表示:“如果国家红会成为遣返政策的支持者,就可能失去信誉和迁移者对它们的信任,从而最终不能为身处危难者提供援助和保护。而且,在返回者国家,(红十字红新月)的形象会受到负面影响。”

只有一个欧洲的国家红会帮助为被强行遣返者在飞机上提供援助,但其他国家红会都要求它停止这样做。但是,国家红会应如何把握界线?如果是迁移者自愿返回怎么办?欧洲国家目前提出一种想法:如果迁移者同意返回自己的国家,就可以获得援助和资助。有些国家红会对此过程进行协助或被迫这样做。

比利时红十字会寻人与移民服务处主任凯瑟琳•斯图贝斯表示,他们应该抵制。“如果你与一名迁移者商量,你就得把各种选择都要谈到:自愿返回、避难、非法地位。”她说,“我们应该做的是增强迁移者的能力。我们要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们不应该试图影响他们。”

“不分地位”

国际联合会的“全球移民政策”号召采取“一种综合而公正的方法,把对迁移者的紧急救援与长期援助和能力增强结合在一起。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国家红会必须获准可以没有歧视和不分地位地为所有迁移者提供服务。”

这种平衡很不好把握,特别是由于许多国家制定法律阻止慈善机构和个人帮助非法移民,甚至要求他们向当局举报非法移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移民问题专家桑多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国家效法挪威。挪威最近制定了一项规则,允许人道主义者帮助非法移民,使他们在这方面无受检控之忧。

而且,总是存在讨好民意的做法,为此在选举年参选者常常捏造虚假信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运动关系与倡导部主任史蒂夫•弗朗西斯说:“我们最近做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与以前所认为的不同,公众对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的困境是非常理解和同情的。”

尽管如此,人们对迁移者还是有许多错误印象。他说:“我们计划这几年开展一项循序渐进的公众教育活动,以提高公众对移民问题真实性质的认识,努力消除歧视和偏见。”

更麻烦的是,移民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和普遍接受的法律界定。人权组织和人道组织倾向根据难民法和避难法的长期传统把迁移者分类,主要就是分为两类:因遭遇灾害、冲突或遭受迫害而“被迫”迁移者与“自愿选择”迁移者。

国际联合会移民问题特别代表托马斯•林德表示,这种区分越来越不足以指导我们的人道应对工作。他赞成采取一种“包容式方法”,根据这种方法,“迁移者的需求和脆弱点应重于他们所属的法律范畴(或其他类别)”。

马尔科姆•吕卡尔 《红十字红新月》编辑

 

多图


一名男子到达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后潸然泪下。
©REUTERS/BorjaSuarez
www.alertnet.org提供

 

 

 

 

 

 


3月,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一个临时移民拘留所里,伊朗移民从铁窗后向外张望。
©REUTERS/Sigit Pamungkas
www.alertnet.org提供

 

 

 

 

 

 

 

 


这名移民和他的64名同伴乘渔船到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
©REUTERS/Santiago Ferrero
www.alertnet.org提供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一名女民工在等待处理文件时从玻璃门后面观望。
©REUTERS/Beawiharta
www.alertnet.org提供

 

 

 

 

 



 

 


“由于公共舆论和金融危机,目的国对移入民越来越严格了。但这并没有使试图前往富裕国家的迁移者减少,反而使他们为去目的国冒更大的风险。”
让-克里斯托夫•桑多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移
民问 题专家

 



 

 

 

 

 

 

 


一名男子从乌杰达附近的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边界走过。
©REUTERS/Rafael Marchante
www.alertnet.org提供

 

 

 

 

 

 


“如果你与一名迁移者商量,你就得把各种选择都要谈到。我们要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们不应该试图影响他们。”

凯瑟琳•斯图贝斯
比利时红十字会寻人与
移民服务处主任

 

 

 

 

 

 

 

 


去年,一只从非洲前往欧洲的移民船在距马耳他48海里处发生故障,船上115名移民被马耳他海警截获。
©REUTERS/Ho New
www.alertnet.org提供

 

 

 

 

 


“迁移者的需求和脆弱点应重于他们所属的法律范畴(或其他类别)”
托马斯•林德
国际联合会移民问
题特别代表

 

 

 

 

 

 

 


在曼谷附近一个拥挤的外来移民居住地,一名来自缅甸的移民工人在房间里张望,其他人则在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画像下睡觉。
©REUTERS/Damir Sagolj
www.alertnet.org提供

 

 

 

 

 

 



©Catherine Godoy/ICRC

 

“如果你肢体不全,
就找不到工作。有这
个假肢找到工作的机
会就大,因为人家看
你还是健全的。”

 


 

 

 


24岁的何塞•埃尔南德斯在展示一张自己出事前在埃尔普罗格雷索拍摄的照片。2004年,他在去美国找工作的路上在墨西哥被火车轧伤,失去了右臂、右腿和左手三个手指。
©REUTERS/Edgard Garrido
www.alertnet.org提供

夺梦列车

乌戈•莱昂内尔(右)决定离开危地马拉去墨西哥寻找更好的机会。那年他15岁,已经独自工作了。为避开出入境检查站,莱昂内尔和同伴们必须扒乘飞驰的列车,即通常所称的“死亡列车”。

他们走了一整天才找到列车,于是跑上前去往上扒。“我是最后一个。”莱昂内尔说,“其他人远远地在前面。我抓住一个梯子的下端,火车拖着我走。我的身子在火车上吊着。”

“我祈祷上帝,要是我死了希望上帝怜悯我。然后我感到一股强大的拉力把我摔倒在地。

“我没觉到自己怎么着。我躺在铁轨旁,火车跑远了。我站起来想走,但又摔倒在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被火车轧伤了。我往下看了看,我的一只脚被扎碎了。”

扒上火车的同伴在下个城镇向人报告了这起事故。移民局官员把莱昂内尔带到附近一家医院进行治疗,然后把他安置到一个收容所。两年后他离开这个收容所,接着需要寻找工作,还要换一个新的假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残疾人特别基金会的专家卡洛斯•德尔加多说,莱昂内尔在长身体,以前的假肢已经小了。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农场和建筑工地干活,并在一个当地墓地做清洁。“没有它我就没法走动。”他说,“如果你肢体不全,就找不到工作。有这个假肢找到工作的机会就大,因为人家看你还是健全的。”

在这种故事中,莱昂内尔的故事是结尾比较好的几个之一。这个故事是危地马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缩影——那里有大约150万人身患某种残疾,其中许多人因此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残疾人特别基金会一直在拉美地区积极从事假肢康复工作。我们非常了解这种火车受害者的处境,而这种受害者如今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越来越常见。

凯瑟琳•戈多伊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返回页首

联系我们

制作人员

联系网管

2010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