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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H.D. Finck/ICRC

从恐惧到希望

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尼日利亚内战开始时,我是一个早熟的7岁孩子。和父亲一样,我沉醉于收听电台里的新闻节目。每天早晨,父亲刮胡子时就会把他的晶体管收音机调到比夫拉电台。我本来应该做一些家务活儿的,像洗盘子、照看爱哭的弟弟、扫扫地,但我却总是呆在父亲和他的收音机旁。

比夫拉电台播放的新闻大多是狂热的宣传,所使用的语言也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经常报道“英勇的比夫拉战士”是如何“消灭”或“铲除”敌军的。

令父亲和我难过的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家比夫拉电台。除它之外,我们还能收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节目,有时还能听到尼日利亚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些电台很少报道比夫拉士兵的英雄事迹(如果有的话),倒是不断报道“联邦军队”击退“叛军”的新闻。


奥凯·恩迪比(右)曾是比夫拉战争中的一名儿童难民,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小说家和撰写非洲题材作品的作家。在《红十字红新月》杂志正在进行的七项基本原则系列报道中,他阐述了自己对人道的看法。
Photo:©Okey Ndibe

战争使得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也找不到作为人的感觉。战争最残酷之处并不在于它所造成的伤亡人数。比这更加严重的是,在战争中,人会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个人。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父母和许多其他比夫拉人都认为在“敌人”眼里自己已经不再是个人了。

同样,被围困的比夫拉人也开始认为他们的“敌人”也不属于人类。那些从低空快速掠过的飞机上向我们投下巨大的炸弹(或者阻止我们获得食物和药物)的人不可能属于人类。

 

新的挑战


交战方和政府越来越寻求通过发展和人道救援赢得当地居民的“民心”。在与那些机构的密切合作中,一些人道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沦为政治家和军队的工具,而不再是中立和独立的人道组织。同时,军队有时直接指挥人道救援。由于救援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随着交战方越来越将人道工作者视为是敌方军队派来的,有关安全的新问题就产生了。

1994年,在短短几个月内,80万卢旺达人被杀死(这是当代最严重的种族屠杀之一),这使世界上许多人为之震惊。同在尼日利亚一样,卢旺达媒体也对这场悲剧推波助澜,并使之升级。

后来,国际法庭对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Radio Télévision Libre des Milles Collines)的两名所有人和其他煽动仇恨和暴力的媒体所有人进行了审判和定罪。这是对媒体丑化“另一方”(无论是基于种族、宗教还是其他因素)的能力的裁决。这种丑化行为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它常常会煽动、加剧或助长针对既定受害者的暴力。      

卢旺达持续长达三个月的屠杀狂潮还有另外一个邪恶的潜在原因:回忆可以成为最深的伤口。在杀人时,一些屠杀者常常将一家人除一人外全部杀死。然后他们会告诉这个逃过一劫的人自己是故意留下他/她的性命,目的是为了让他/她承受这段惨痛记忆带来的痛苦。几年前,我看了一部讲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漫长危机中妇女们所经历的苦难的电视记录片。一个又一个目击者讲述了自己被政府军或叛军士兵强奸的恐怖经历——她们中很多人曾被双方士兵强奸过。

毫无疑问,这种惨绝人寰的经历折磨着她们。也许,这种经历也使得她们变得麻木,就像饥饿将数百万比夫拉儿童折磨得不成人形一样。饥饿导致比夫拉儿童身体畸形:他们的腿细得像麻杆,肚子又大又鼓,脖子很细,脑袋很大而且青筋凸起,头发干枯易断没有光泽。强奸者根本不把这些妇女当人看,被强奸的妇女也认定这些男人都是衣冠禽兽。

在审判发生在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的暴行的国际法庭上,把性犯罪作为战争罪或种族灭绝行为进行检控为把种族灭绝的煽动者和实施者绳之以法带来了一些希望。这些审判和判例构成了一种不同的、有益的记忆。规范文明、尊重生命的标准的法律原则以及执行这些法律原则的国际法庭是惩罚性记忆或恢复性记忆的关键部分。

 

人 道


自诞生之日起,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就以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为己任,举国际和国家之力努力防止和减轻世界任何地方所发生的人类苦难。其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的尊严,促进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友谊、合作与持久和平。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人类已经走向光明、自由,人道原则和技术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却又走向压迫、暴力、仇外,抹黑‘另一方’、更有效和更高明的屠戮方法。例如,过去20年来,在波斯尼亚、黎巴嫩、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和叙利亚等地发生了损失惨重的冲突:有的是宗派战争,一派想要征服另一派;有的冲突是由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狂热或鲁莽的民族主义激情所推动;还有些冲突则导致少数人丧失人性或战斗员相互之间的人性堕落。

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们作为同样的人的感觉也会遭到重创。几个月前,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人走进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的一所小学,枪杀了20名儿童、几名教师和一名校长。这起血腥事件就发生在离我家(也在康涅狄格州)35分钟车程的地方。就连我这个战争的幸存者也无话可说了,心情极为复杂。

一支重要的力量

人能丧失人性的能力(频发的自然灾害可以使这种能力得到加强)表明,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将永远是一支繁忙而重要的力量。在比夫拉战争中,作为一个小孩,在跟着父母到救济中心寻找食物、药物、衣物和其他东西时,我看到过红十字的基本人道理念在发挥作用。有时,由于有需要的人太多,我们只能空手而回。这时候,我能察觉到父母的失望,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五个孩子将要面临数日、甚至数周的饥饿。即使这样,也总能感到存在一种不灭的希望——这种希望是红十字和其他救援组织带来的。

今天,尼日利亚红十字会仍然向受难者送去援助,比如在受部落暴力威胁的村庄实施急救,或照料车祸中的受伤者。在康涅狄格州的学校或在挪威一个夏令营射杀儿童的残忍行径继续激起深深的、高尚而美好的人的反应。而这正是这一原则的实质:一种真实可行的、在战争中激发出美好事物的方式。而且,这也是朝着帮助战争、暴力或自然灾害的所有受害者们恢复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迈出的第一步。

奥凯·恩迪比
奥凯·恩迪比是一名作家,也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三一学院的文学教授。

缅甸红十字志愿者从 全国各地赶来,向受暴 力影响的社区提供中立 和公正的救援。志愿者 们在诊所帮忙,修厕所、 挖水井,分发水、食物、 毛毯和卫生用品。他们 的工作得到了国际联合 会(IFRC)、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ICRC)和很多国 家红会的支持。Photo:©Andreas von Weissenberg/IFRC

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缅甸

当19岁的密·桑达·欣奈的家乡发生严重的种族冲突时,她刚刚在实兑大学报道注册。暴力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和数千人受伤,许多村庄被烧成灰烬。在若开邦,这场若开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导致超过10万人流离失所。如欲了解更多关于桑达的故事、人道工作者最近在缅甸取得的进展以及运动如何面对向所有人提供公正救助这一挑战,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edcross.int。

“危机之后 我就成了一名红十 字志愿者。人们失 去了一切。我知道 我愿意帮助他们, 我的朋友们也一 样。现在我们都是 志愿者。”
K19岁的密·桑达·欣奈讲 述当严重的种族间暴力 冲突过后,她和其他人 是如何动员起来的。
Photo:©Andreas von Weissenberg/IFRC

 

 

 

 

你的观点

人道原则对你有哪些重要意义?如今这项原则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是什么?请写一篇400字的故事或短文。我们将考虑在系列报道中选登。来稿请发送至: rcrc@ifrc.org

Timeline

150年人道行动

欧洲的战争
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导致了新的冲突。欧洲大陆经历了45年的和平之后,战争在巴尔干地区爆发。红十字运动的工作重点是帮助许多前东欧集团国家中受战争和经济崩溃影响的人们。

Photo: ©Reuters/Chris Helgren, courtesy www.alertnet.org

1991年,第二次海湾战争: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授权以美国为首的、由34个国家组成的多国联盟同伊拉克开战。

1991年:军政府倒台后,索马里爆发内战。随着武装组织争夺控制权,平民背井离乡,饥馑遍野。1992年,联合国领导一支联合维和部队执行恢复秩序和提供人道救助的任务。这是国际军事干预与人道工作第一次被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

1991年11月: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诞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开会,决定更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

1993年:联合国成立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巴尔干冲突期间发生的战争罪。

1994年7月,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在100天左右的时间里,约有50万到100万人被杀害,几乎占该国人口的20%,遇害者主要是图西族人。

1994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一个国际法庭,审判对在卢旺达及其邻国发生的种族大屠杀行为和其他违犯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行为负有责任的人。

1994年:IFRC获得联合国国际观察员身份。

1996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首次做出判决。判决对象是一名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士兵,他曾参与1995年7月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后实施的大屠杀。

快 进
自1996年以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161人。ICRC的律师们认为,成立类似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庭意味着在实施国际人道法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1997年:卢旺达军队进入扎伊尔搜索胡图族民兵,入侵推动了刚果的叛乱。叛军后来攻占了金沙萨并扶植洛朗·卡比拉成为总统。扎伊尔被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后来刚果发生内战,交战各方得到不同邻国的支持。

1997年:为加强协调与合作,红十字运动签署了《塞维利亚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在各类一线行动中由谁(国际联合会(IF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或国家红会)发挥主导作用。


Photo: ©IFRC

1997年:为加强协调与合作,红十字运动签署了《塞维利亚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在各类一线行动中由谁(国际联合会(IFRC)、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或国家红会)发挥主导作用。

2001年9月:在一起精心策划的袭击中,自称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四架飞机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和华盛顿特区的五角大楼。另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坠毁。随后,美国政府宣布进行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2001年10月,
阿富汗战争:

美、英和法加入阿富汗北方联盟,以推翻塔利班政权。该政权曾向组织策划“911”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提供训练营。

2002年1月:第一批被关押者抵达美国设在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监狱。ICRC代表们开始探视被关押者。

2003年2月:随着两个武装组织寻求从苏丹独立, 达尔富尔战争爆发。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流离失所和长期粮食危机。

2003年3月: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开始,美国声称其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新的认识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期,ICRC开始更多地关注在武装冲突中遭受性暴力侵害的妇女。

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海岸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13个国家的23万多人丧生。人道应对工作迅速而庞大。前往援助的组织和机构的规模和多样导致出现许多协调问题以及资源浪费。


Photo: ©IFRC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 造成1,800人丧生,财产损失超过800亿美元。

2007年6月:ICRC主席雅各布·克伦贝格尔罕见地公开表态,谴责缅甸政府犯下的违反国际人道法中有关被关押者和平民之规定的行为。

快 进 ICRC新任主席彼得•毛雷尔成为该组织第一位访问缅甸的主席。他表示,这次访问和缅甸政府做出的允许更多地接触被关押者和受战争影响的社区的承诺为“我们与缅甸政府的关系以及我们在这里的人道行动”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2008年5月:《集束弹药公约》获得通过。该公约禁止使用、转让和储存集束炸弹。这种武器能大面积迸射“子弹药”,在武装冲突多年后还常常对平民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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