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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冲动

Timeline

150年人道行动

 

1870年:英国援助战争伤病员国家协会为普法战争双方提供援助。这是早期国家红会在国外开展援助工作的范例之一。在普鲁士围困巴黎期间,亨利·杜南和志愿者在火线分发食物和衣物。同时,普鲁士首次使用了医院列车。  

1870年7月:首次设立的巴塞尔寻人档案局为伤病员提供寻人和其他服务。

1875年:古斯塔夫·莫 瓦尼埃提出了红十字与 红新月运动成员必须 遵守的四项基本原则: 远见,即在和平时期就 为战争爆发后提供援 助做准备;团结,运动 成员必须互联互助;统一,即一国只能有一个 红会,但是其活动遍及 全国;普遍,即援助和 照顾应当惠及所有伤病 员,无论其国籍如何。

Gustave Moynier
Photo: ©ICRC archives

1875年:ICRC派出第一支行动队。这支被派往蒙特尼哥的行动队开启了ICRC协助流离失所者的活动,并协助成立了国家红会。

1876年: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奥斯曼帝国的救助组织采用红新月作为急救人员的标志,并设立了战地医院,还将渡船改造为医院船。

1880年代:国家红会开
始扩大其在和平时期应对自然灾害的行动:日本红会在1888年邦达火山爆发后进行救助;美国红会针对森林大火、飓风和洪灾进行救助;法国红会在巴黎和马赛分别针对洪水和霍乱进行救助。

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亨利·杜南和弗雷德里克·帕西,以表彰与战争做斗争的两个不同方面的工作:通过人道行动限制战争苦难的努力,以及反对战争本身的斗争,即和平主义。

快 进
如今,全球共有1.3亿志愿者。许多国家的红会都是重要的国际人道行动者。这些志愿者面临许多危险。2012年,至少有6名自愿者在冲突中被杀害。


Photo: ©ICRC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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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s Lambert (centre)
Photo: ©Nick Danziger

自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国际联合会(IFRC)和国家红会的代表们,在对他人施以援手的冲动的推动下,经常自发地与复杂、有时甚至是危险的环境做斗争。

如今,人道工作者具备了他们前辈在早年没有的优势:红十字和红新月标志现在已被广泛知晓并受到尊重,战争法至少已经在规则层面保护人道行动,人道代表在进入战地前均接受正规的职业培训,人道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与此同时,具备优秀人道信誉的本地雇员为一线行动提供本地信息和专业技术知识,这大大提升和扩大了人道行动的效率、安全和范围。

然而,与早年范·德·威尔得和菲尔耶等代表一样,今天的援助人员也仍然需要面对许多未知的危险和新的领域。ICRC在阿富汗北部库杜治办公室主任尼可拉斯·兰伯特(左图)在加入ICRC之前有着常年在冲突地区工作的经验。但这并不能使得他的工作更具预见性。

“武装团体行为的强度、持续性和组织性变化不定,与不断变化的同盟保持同步不容易”,兰伯特说道。“需要总是存在的,但安全局势却阻止了可能采取的行动。即便我们与一个武装反对团体有良好的接触,并获得开展行动的许可,但有很多这样的团体,通常一个团体的指挥官不能代表其他团体”。

“我们应该乐观”

萨义德·萨拉丁·萨达特是库杜治办公室负责经济安全项目的本地雇员。他自1990年代起开始为ICRC工作,并有与诸多机构工作的经验。“本地雇员具备在本地环境中工作的技能,但即便承当了更大的职责,我们仍需要外籍代表为我们建立信誉”。他说,武装团体的扩散,使得与本地伙伴的工作变得更加“间接”,如与阿富汗红新月或社区团体开展的水和卫生项目等。

 


“尽管我们只能有限地接触受害人,但ICRC的声望还是在不断地提升。我们应当乐观。

萨义德 · 萨拉丁 · 萨达特
ICRC库杜治办公室雇员

尽管与受害人的人道接触近年来发生了变化,萨拉丁认为ICRC对其原则的一贯坚持使它保持了效率和信誉。“(阿富汗)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政治方面,但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政策没有变化。甚至是塔利班也接受了ICRC的中立、独立和公正。我认为,尽管我们只能有限地接触受害人,但ICRC的声望还是在不断地提升。我们应当乐观。”

对兰伯特来讲,离家工作的漫长岁月是值得的。“我的工作是有回报的,我总想旅行,探索新的国度,然后再回馈我探访过的社区。因此,我选择了这份工作,我对此饱含热情。尽管我远离家庭和女友,我在这里能带来真正的影响。”


Frédéric Ferrière 1870
Photo: ©ICRC archives

“ 我独自或者几乎是独自出发,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也不懂德语,或者是操一口很蹩脚的德语,离开温暖的家,暴露在危险的野营生活中,而且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这件事情,是疯狂的。”
22岁的医学院学生弗赫德赫克·弗赫以上文描述了他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行动。他在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受到怀疑,并被俘虏和受到了从事间谍行动的指控。他几乎被处决。多年后,他成为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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