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杂志首

 


印度红十字会志愿者古佩特走进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郊的贫民区,探访结核病患者。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在静脉注射毒品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Photo: ©Stephen Ryan/IFRC

 

门服

印度十字会志愿者帮助抗击恶性疾病及其带来的名。

在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的一个市郊贫民区,24岁的拉姆与父母、姐姐及姐姐的两个孩子住在一个单人房间里。房间没有窗户,外墙是砖;房间里挨着摆放三张床,墙角是一个落地电扇。室内温度高达48摄氏度,高温难耐。

拉姆说:“我注射吸毒,所以得上了结核病。”他后来还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另外,我还抽烟,并吸食‘邦’(从大麻中提取的一种毒品)。我以前吸毒吸过很长时间,如今已经有六、七个月没再吸了。”拉姆的父亲几年前也得上了结核病。但他父亲完成了治疗并得以痊愈,而拉姆连第一轮治疗都没有完成。

“我觉得药物治疗在损害我的健康,使我一天天地更弱了。”他解释道。但是,他接下来变得更加虚弱,最后家人把他带到一个公办的结核病医院。经过进一步检测后,拉姆得知他艾滋病病毒呈阳性。医生们开始对他实施一种新的治疗方案,服用药丸与注射针剂相结合,艾滋病病毒治疗与结核病治疗双管齐下。

结核病患者停止治疗有多种原因。有时是因为他们开始觉得好转,认为不需要再治疗了;有时是因为药物有副作用,或因其他问题(失业、吸毒、食不果腹)影响而难以继续疗程。

但是,停止治疗是极其危险的。如果结核细菌因为病人治疗不彻底而存活,会发展成对结核药物的耐药性。这种耐药菌株(被称为耐多药结核)需要两年才能治愈,而治疗昂贵100倍。

现在像古佩特这样的志愿者来了。古佩特30多岁,留着短短的胡须和胡子。他是参与印度国家结核病防治项目服务工作的众多印度红十字会志愿者之一,而且是在阿姆利则工作的十名志愿者之一。古佩特说:“我一般一周至少探访病人一次,但探访拉姆的次数多,一周要有两到三次。”拉姆身体虚弱,很难自己注射药物,古佩特帮助他寻找其他治疗方法。

“我得自己打针,但我打不了——我一点劲都没有。”拉姆说,“于是他们给了我口服药丸,让我按说明书上的服药时间服用。还发给我营养食品吃。(古佩特)教我采取措施不把病传给别人。我通常戴着口罩,但要是周围没人,我就把口罩摘下来。”

虽然拉姆很虚弱,但他决心战胜疾病。“拉姆很真诚。”古佩特说,“他坚持服药,要恢复健康。这本身使我有成就感和干劲投入时间进行这项工作。”

古佩特上门服务

“我从来不知道一次家访需要多长时间。” 古佩特说,“我先是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才是进行例行工作,比如检查他们的卡片和药品条。我们就像朋友,他们有问题就会对我讲。”

古佩特是阿姆利则人,作为社区助手之一,人们相信他。阿姆利则市旁遮普邦卫生局地区结核病防治官员那雷什·乔拉说,古佩特等志愿者是弱势人群与正规卫生系统之间的“桥梁”。

“如果你前往病人家里探访他并叫出他的名字,他会感到安慰。”乔拉说,“这些小事很管用。这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优势所在。病人会感到他受到关怀,从而相信自己会好起来。”

古佩特表示,信任很关键。“由于与病有关的污名,有的病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治病。”他说,“当我去家访但病人不在家时,我不能问邻居他们去哪儿了,或者会不会马上回来。这样邻居就会问问题,而我回答的话就无法保密了。”

在印度红十字会负责的病人中,坚持治疗率达93%。这表明印度红十字会的行动——比如上门服务和在必要时送病人去接受治疗和测试——产生了积极效果。

“另一个挑战是,有时病人谎称在按时治疗,而实际上没有那样做。”古佩特说,“这主要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鼓励病人,向他们说明这样做的危险。他们的积极性可能保持不了多久,所以我们需要与他们沟通,以确保他们不懈怠。”

马伊的秘密

“周围邻居们没人知道我有结核病。”马伊说,“我们不让外人知道这事。”马伊23岁,是个娇小而拘谨的女孩。

马伊的直系亲属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的结核病人身份,因为如果传出去,她就会连对象都找不着。“自从我们发现她有结核,我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她父亲说,“她是个女儿,以后得结婚的。”

在一个婚姻对个人和家庭的生存至关重要的社会里,与结核有关的污名会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每年有超过10万名妇女被家人厌弃。适婚年龄的女孩如果有结核病,会对找对象造成巨大影响,而已婚妇女如果得结核病,会被赶出家门或受到婆家人的残酷对待。

正因为如此,我们是在旁遮普邦贾兰哈区一个小医务所见马伊的,她的家人不让进行家访。她和父亲每周来这里取药。“医生很谨慎,其他病人不知道我们是取治什么病的药。这事关我女儿的未来。”马伊的父亲说。

污名不是一个容易攻克的敌人。在政府和其他卫生组织开展媒体宣传活动的同时,印度红十字会志愿者也组织各种活动提高人们的认识,比如在城区和城乡结合部举办魔术表演、街头戏剧和社区会议等。

那雷什·乔拉说,这些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由于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过去十年来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说:“但对于年轻的未婚女性,污名仍然是个问题。家属不让在家里治疗。”她们不让把刻有她们名字的药箱带到直接观察治疗中心(监督病人和证实病人用药的地方)。“她们不让直接观察治疗中心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去她们家,因为那样会使她们找不到对象。”乔拉说。

贫困、暴力和保密

“我们几乎入不敷出。”瓦莎谈起自己的事就控制不住情绪,“我女儿18岁,她工作着,给家里带些钱,我们用这些钱吃饭和付租金。”

家里其他人挣不了钱。瓦莎21岁的儿子生来就只有一个肾和一叶肺,容易疲倦,不能工作。

她的丈夫是个人力车夫,死于结核病。但他生前不愿戴口罩或用其他方法保护家人,结果把病传给了瓦莎和女儿。瓦莎说:“要是我说什么,他就喝酒,和我吵架。他病了一两年,然后死了。”她的女儿确实接受了治疗并且痊愈,但瓦莎说贫困使治愈结核病更加困难。

“我现在吃的药劲儿很大,需要吃好。(我家里)没有人挣钱,我怎么能吃上有营养的饭啊?”

她还得努力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得污名,这也是红十字会志愿者的保密和职业精神非常重要的原因。红十字会志愿者中有以前的结核病人会有所帮助,因为他们在家人和邻居间解除误解和减少污名方面特别感同身受。

“邻居没人知道我女儿(或我)得结核。”她说,“如果有人问志愿者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会说是电力局的。红十字会志愿者保守着秘密。”

阿拉德哈 · 迪加尔
阿拉德哈·迪加尔是旅居瑞士日内瓦的自由编辑和作家。


印度红十字会志愿者古佩特走进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郊的贫民区,探访结核病患者。拉姆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在静脉注射毒品时感染了艾滋病病毒。Photo: ©Stephen Ryan/IFRC

 

 

“问题非常严 重。近40%的印度
人感染潜伏结核,也就是说,如果他
们的免疫力下降或者受到其他感染,
结核就会爆发。”

S.P. 阿格沃尔
印度红十字会秘书长

 

 

 


对于许多年轻女性来说,比如23岁的玛西,与结核病有关的坏名声会使她们找不到对象,即使是在完全治愈之后。Photo: ©Stephen Ryan/IFRC

 

 

1930年以来抗击结核和污名

结核病之战对印度红十字会来说并不陌生。事实上,该国红会从1930年以来就一直进行着抗击结核病的斗争。据时任印度国家红会组织秘书诺拉·希尔斯说,当时一个为“纪念国王和皇帝陛下从重病中康复”而设立的基金被移交给印度红十字会,用以支持开展结核病防控教育活动。第一个活动是通过一个地方委员会开展的,还制作了一部强调结核病早期治疗的影片。由于过度拥挤和居住条件不卫生,这种病在印度广泛传播。医院床位也严重缺乏——1930年,人口3.5亿人,病床总数不到1000张。

 

 

“旁遮普邦有三大挑战——贫困、
吸毒和失业。对我们来说,结核
病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对于一
个如今连吃的都没有的人来说,
结核病不是威胁,他唯一关心
的是去哪儿弄到食物。只有我们
保证他能吃上东西, 吃药治病才
会成为一件大事。”

那雷什 • 乔拉印度阿姆利则市
旁遮普邦卫生局地区结核病防治官员

 

 

 


这就是为什么保密和谨言慎行对志愿者与卫生工作者非常重要的原因。患者常常去图中这种诊所接受治疗,而不冒险邀请卫生工作者到他们家里去。 Photo: ©Stephen Ryan/IFRC

可预防和可治愈

印度每年有近200万人感染结核病,其中大多数住在该国最贫困的社区。因此,结核病防控任务繁重。印度红十字会在政府的“国家结核病修订防控计划”实施中发挥着小而重要的作用,其工作着重于确保“二类”病人(由于种种原因在治愈前或治疗完成后复发前中止治疗的病人)坚持治疗。

结核病是最难以对付的疾病之一,因为治疗时间长,通常需要六至八个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病人也并不总是坚持不懈地吃药。对于生活困顿、逐日艰难维生的人,不完成治疗而罹患耐多药结核的可能性增加。

因此,社区志愿者对病人进行家访,以确保他们坚持治疗。虽然该项目不断扩大,但规模仍然相对较小。印度红十字会在七个邦(比哈尔、古吉拉特、哈里亚纳、卡纳塔克、奥迪萨、旁遮普和北方邦)支持的结核病人一共有1180名。但是,项目的扩大是一个挑战,因为志愿者给予个人关怀和关注的水平需要培训、耐心和大量时间。

“扩大是非常需要的。”印度红十字会秘书长S.P. 阿格沃尔说,“这是个资源问题。志愿者热情很高,他们想要工作。重要的是那些通过这个项目病愈的人,我们鼓励他们做志愿者,帮助我们。”

Top

Contact Us

Credits

Webmaster

©2013

Copyright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