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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于5 月8 日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启 动。这个为期一年的“我的故事”活动分享的是个人在运动中的经历。

我的红十字红新月故事

苏瓦蒂
采访对象是一名印尼红十字会护士,现在为日本红十字会工作。

车窗外的景物发人深省。它与1945年8月原子弹爆炸过后的广岛市颇为相似。曾经伫立的城镇如今化为一片瓦砾。被夷为平地的景观中到处都是碎石残瓦、扭曲的金属、翻过来的汽车和船,摇摇欲坠的建筑物的框架成为其间的点缀。

苏瓦蒂穿着她的日本红十字会的制服,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凝视着这个屠杀场面。“这真令人难过,我无话可说。”她接受一个电视新闻报道录像时告诉采访她的记者。

这名印尼护士和姬路红十字会医院的五名同事来到800公里外的日本东北部的山田市。这是2011年4月,太平洋发生9.0级地震后约6周,这次地震激起的海啸浪涛冲垮了东北海岸线上的许多社区。

这次破坏将苏瓦蒂的思绪带回到2004年12月26日发生毁灭性海啸后她在印尼城市班达亚奇的经历。当地壳板块从东北沿岸地区断裂后一星期,她和同样来自于首都雅加达公共医院的赈灾小组抵达了一线。“另一个团队已经开始在一家临时疏散中心治疗幸存者,但是缺少水、食物和药物。”这位36岁的爪哇女子坐在姬路医院会议室,向我们讲述道。

“大概用了两周时间我才慢慢接受眼中可怕的情景。”她谈起了那段近十年前的往事,“我觉得很累,总是不禁想起所有那些哭喊的人们,和那些失去了家人和住所的无所适从的人们。”

7年后的2011年,苏瓦蒂来到日本岩手县一个作为疏散中心的高中校区,那里有400名当地居民。
“在疏散中心,有六名高中学生在海啸中失去了父母。我和一位深受其苦的学生谈了好几次话。她谢谢我能来,告诉我她想成为像我一样的护士。我也与很多年长妇女谈话,因为我明白在这样的看护中和人们谈话是多重要。”

苏瓦蒂在2004年亚奇的经历后更为看重心理支持的价值。“当我们抵达亚齐时,人们很感激我们。”她说,“但是除了治疗伤病,与人们谈话并支持他们也很重要。我发现心理支持是那里的护士工作中关键的部分。”

在出发应对日本地震和海啸之前,苏瓦蒂做好了准备。她接受了赈灾培训,包括如何为幸存者和丧亲者提供心理咨询的指导。除此之外,她还在2013年夏季修完她所在医院的另一门课程。

苏瓦蒂要帮助东北地区的决心可追溯到她在亚齐的经历,当时她得知日本红十字会派了一个医疗队到该地区。

“当我的祖国有难时,很多不同的国家帮助了我们,包括日本红会。”她说,“实际上,这儿 (姬路) 的ER (应急小组) 的领导在亚齐呆了一年半,外科主治医师呆了一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考过国家测验并得到机会,我由衷地愿意去帮助东北地区的人们。”

苏瓦蒂2008年第一次到日本是参加日本和印尼组织的护士项目。尽管她在家乡获得了丰富的应急经验和重症监护经验,她还是要通过日本的国家护士考试。最大的障碍是学习日语,包括医学术语。

为了这个五小时的护士考试,苏瓦蒂坚持不懈地认真学习,经过三次尝试,最终她从近400人中脱颖而出通过考试,成为仅有的16名外籍护士中的一名。

在2013年,苏瓦蒂在印尼最好的护士学校和受训护士及工作人员分享了她在东北部的经验,她也应邀帮助出版一本官方灾难预防和应对手册。

“在2004年,我们没有准备应付那种规模的灾难,也没有赈灾经验。因此,我们得到日本红十字会的帮助都心存感激。但是关于赈灾,印尼仍然有更多需要学习。我特别高兴能加入日本红会,能学到这类技能。”

“灾难可以在任何时候爆发,影响每一
人。因此作为一名护士,我觉得我有责任到岩手提供帮助。我现在也觉得如果将来爆发其它灾难,我愿意尽我所能提供帮助。”她说。“作为红十字的一员,我强烈地感觉到帮助每一个受灾群众是我的职责——不管他们的种族、宗教或国籍。”

作者:尼克·琼斯
尼克·琼斯是一位东京的自由记者。


 


Photo: ©Nick Jones/IFRC

我的红十字红新月故事

阿米尔·巴拉赞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红新月会青年志愿者,伊朗东北部马什哈德城。

虽然我年仅20岁,但是红新月会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14岁时,有一次我们正走在街上,我朋友的妈妈哮喘严重地发作起来。她忘记带她的药,但幸运的是一位路人立即对她施与急救,挽回了她的生命。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时刻,但也是个重要时刻,因为第二天我和我的朋友就决定志愿加入伊朗红会在当地的分会,开始更多地学习如何救人。对我来说,成为伊朗红会的志愿者也给了我加入国际性网络的机会。近几年来,我觉得伊朗变得孤立,被许多国家误解,所以当伊朗红会要派人去国外赈灾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能向人们展示我们不仅是媒体上宣传的那样,那些对我们和我们的人民的描述一点也不准确。我想作为红十字红新月运动的一部分,至关重要的是卸下这种政治文化的隔阂和偏见。


 


Photo: ©Red Crescent Society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我的红十字红新月故事

泽利科菲力波维奇
ICRC经济保障部副部长,来自波黑的萨拉热窝,现居住在瑞士日内瓦。

由于命运的安排,我几乎大半辈子的工作都与ICRC有关。1992年,当前南战争爆发时,我所幸没有被选入帕莱小镇的商会,那个地方被视为塞族的据点。虽然帕莱不像萨拉热窝那样经常被空袭,但是仍然有大批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潮,基本供给变得匮乏。因为手头紧,我也开了个小音像店接济生活。多亏这个小店,我头一次接触到ICRC的代表,他来租电影打发夜间宵禁的时光。那时我只听说过一点波斯尼亚红十字会的事。我记得小时候在5月8号时我们可以买红十字贴画和血滴形状的别针,但除此以外我不太了解他们。

随着战争的继续,有人劝我去ICRC应聘司机的职位。我的父亲是一名汽车修理师,所以从小到大我花很多时间在我们家下面的店里帮忙。我得到了这份工作,还没来得及深入了解,我就开车前往穆斯林占多数的城镇戈拉兹,去接等在分隔区的ICRC代表,这个小镇位于波斯尼亚东部的受保护的飞地。这是我在ICRC的第一天。在边界处我被拦下。当时除了车子和一个大型高频收音机我一无所有。我现在还记得当边防人员找我麻烦并观察我的反应时,我是多紧张。但当他们挥手给我放行时,我感到红十字标志能带来的力量和尊重。

1995年《代顿和平协议》签署之后,我继续在ICRC工作,并开始离开波斯尼亚,到厄立特里亚、印尼、伊朗、约旦河俄罗斯执行国际救济任务。因着另一命运的安排,在我去厄立特里亚工作时,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弗洛尔,她是一名ICRC保护部代表。我的女儿米娅几年后在印尼出生。我们在北高加索时结了婚。


 


Photo: ©ICRC

我的红十字红新月故事

金珠好
IFRC东南亚地区办事处行动发展和青年项目联络人。来自朝鲜。

我是在目睹了一次可怕的洪水所带来的惨状后申请到朝鲜红十字会工作的。1997年,我是一名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我学到有关人道组织的工作。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和同学们在平壤登上了开往北部某个偏远乡村的火车。那是1995年,凶猛的洪水摧毁了大量60年代修建的供水系统,许多通往村寨的道路也消失在水中。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在那里我见到的人们的艰辛。从别人那儿我们已经听说过大致情况,但是亲眼目睹农民和他们的家人,甚至孩子,数小时地跋涉,就是为了带回来一大桶一大桶干净的饮用水时,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然而在一些村子里,我们看到红十字会的人已经到了,帮助安装水龙头、水泵和水箱。这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乘车返回时,我知道等我一毕业就要为他们工作。我开始成为国家红会的卫生官员,从此与红十字红新月运动结下不解之缘。

 


Photo: ©DPRK Red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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